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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 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