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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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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 “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赵越胜: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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