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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听她这个名字简直俗不可耐，可她那个人， 绝对清纯出众。我们进了监狱学习班， 第一次集合的时候， 她的身影就吸引了我。那时候， 我在监狱里已经关了一年了。人们说：这时候男犯眼里「母猪都赛貂婵」了。可我到底还是美术科班的， 别看她一点儿不张扬， 一点儿不打眼， 低眉顺眼，说不出的温柔而迷人。在铁窗水泥块中， 更透出了一股不凡。那会儿，多数男犯的目光都被外号叫「馅儿饼周」那位女士给吸引住了。她的确是北京着名老字号馅儿饼周家的嫡孙女。可能因为是回民， 所以皮肤白里透红，浓眉大眼， 人也爽朗、大方， 必然抓住了众人眼球。
当时， 孙秀珍风度与众不同，是典型的知礼小女子。我误以为她是个日本女孩儿。在听别人叫她的时候， 听错了，以为她叫「库里」或者「库里娃」。我同屋的薛新平是国际关系学院日语系学生， 他悄悄告诉我： 「如果发音是库里的话，那就是黄昏的意思。这名字真的很符合她的形象， 那么迷茫， 那么优雅。」原来， 他也和我一样为她晕菜了。薛新平就在自己的板凳上，用毛笔写了类似「暮扎」两个汉字行书， 这在日语里读作库里， 意思是黄昏。每次开会， 他就故意亮着板凳上的字样经过孙秀珍的身旁， 可她视而不见，一点儿反应都没有。小薛以为， 这是她应有的矜持。
后来， 我和老七不知天高地厚，似乎忘了这是甚么地方。半夜我俩推心置腹， 发现我们俩心仪的对象并不重合， 都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 他喜欢的是「馅儿饼」周，我告诉他我喜欢的是「库里」。我们俩反复商量如何向她们表白—— 在铁窗中照样有热烈真诚的爱慕。
有一天开大会。周姑娘带领女犯队伍入场， 她是小组长。看得出来， 她这种长相的人， 单纯大方， 心地善良。老天有眼，那天，周姑娘正好就坐在我前面。好啊，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连忙写了个纸条： 「周同学， 你好： 请问，坐在你后面第三位那个女同学叫甚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张郎郎」我把纸条叠成了团， 回头看看没人注意， 低声说了一个字「信」， 手一垂，就扔到她鞋边儿。她似乎没听见也没看见， 直视前方认真听讲， 还一边儿记着笔记呢。我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糟了， 要是她不接这茬儿，我不就现了吗？ 我心如大鼓一样咚咚响。再仔细一看， 那纸条已不见踪影。我松了一口气。老天爷， 行， 这姑娘真够麻利的。我又回头假装四处张望，人们都在认真听讲呢。她自言自语咕哝说： 「小心有狗。」嘿， 她真是胆大心细， 还不忘给我提个醒。
散会时， 她站起来整队， 带队退场。路过我跟前， 她望着前方喃喃说： 「原来意在沛公啊！ 」哎呦喂， 原来已经看了字条， 还不大高兴。但愿这误会别让她就此跟我翻脸吧？ 心里继续打鼓。
直到下一次歌咏活动， 路过我身边， 她也扔给我一个小纸团。是这样写的： 「张同学， 你好： 她叫孙秀珍。这样通信太危险了。以后，你把信用图钉钉在土箱底下。」回去和老七看了这封信， 喜出望外。嘿呀， 这孩子真聪明， 简直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我们俩赶紧分别给她俩各写了封信。傍晚倒土， 我们俩自报奋勇， 抬着土箱把垃圾送到院外的垃圾站。信就钉在箱底儿。把土箱就留在那儿，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取回土箱。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来秘密的通信渠道，我和老七天天帮男犯院子倒土。女犯那边呢， 是由周姑娘和学生李世佺倒土。后来， 李世佺告诉我， 小周很聪明， 知道孙秀珍案情严重，而她和小李从进监狱就关在一起， 信得过， 决定让小李跟她一起倒土。刚开始， 小周没想到老七会给她写信， 有点儿意外， 犹犹豫豫，但老七勇往直前， 坦诚热情。很快他们就进入白热化。我和孙秀珍的通信也迅速升温。当然， 这一切都在虚拟幻想的世界中。但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想到在会监狱里发生这样的童话故事， 我们四个人都非常珍惜。在监狱学习班， 几乎所有犯人都发现就我们四个精神抖擞， 跟打了鷄血似的，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时不时旁敲侧击。而我们俩只能装傻充楞。
在学习班认罪阶段， 孙秀珍做了发言， 我才知道， 她和我一样都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而且她案子里还有一位男性的主犯。我想， 那一定是她的男朋友， 生死相依呀。即使如此， 也不影响我给她写情书的热情， 她和我的通信中对那个主犯一个字也没提。
那时候在监狱， 早已告别了社会上的生活与身份， 交换这柏拉图式的情书， 我们都很愉悦， 读得脸红心跳。那是黑暗的日子里最艶丽的一道晨光， 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可惜， 在一号通令下， 我们并没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是邻县， 她和英若诚、吴世良两口子、学生李世佺等人都被发配到了冀县。她从冀县上车来， 即使她变成了「哗啦棒槌」， 可举手头足还那么风韵万般， 她见到我的时候还有些害羞， 脸微微一红， 低头笑了。依然那么天真， 那么动人心魄。
然后这车就撒开了往北开， 路边的城镇飞速后退。深州、安平、献县、河间？8943 。 我知道了， 这车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我兴奋了起来， 本以为在这备战时期， 一时半会儿绝回不了北京呢， 这一大挪动还真不赖， 心里就涌现出小学课本里的诗句：
「车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啦！ 祖国， 我的亲娘。」在我心里改成了： 「北京， 我回来啦！ 北京， 我的亲娘。」可惜， 那时候的汽车可没现在的那么快， 还没飞起来。
一直到凌晨两点， 我们的车才开到北京。轻车熟路， 又开回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半步桥四十四号。
几辆大轿车停在看守所的大操场上， 操场四周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警察， 而在警察外面， 还有荷枪实弹的军人。那时候的警察也都穿着军服，不过他们没枪。在这地方， 我们管警察都叫队长， 管军人都叫班长。从这些大轿车里涌出了几十个全套打扮、上下一起砸的「哗啦棒槌」，在队长们的指挥下， 我们稀里哗啦地走向操场的西北角的小门。
我顿时明白了： 今天的「戏」是要命的戏！
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这个大院里， 关押犯人的建筑一共分为二十四个筒。所谓筒， 就是建筑物里的筒道。分属于三个部分。K 字楼， 三层，每层四个筒， 从一筒到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五角楼， 两层， 每层五个筒， 从十三筒到二十二筒都在这个楼里。第二十三筒，官称死刑号。就在西北角的这个小院儿里。二十四筒， 是后来新盖的也在这个小院儿里。这两个筒是死刑号， 也被犯人称为「枪号」。
我关押在看守所里学习班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劳动， 也来过这个小院里干活。一次是打扫新盖的二十四筒牢房， 二十四筒里有几间牢房「设备先进」，那就是所谓的橡皮监狱， 四面的墙都钉满了泡沫塑料， 和沙发差不多， 关押一些特殊犯人， 让他们没法自杀。另一次是去清理房间，就是拉一个小车把刚刚腾空的枪号里所有东西都堆到小车上， 推到库房那个院子里。据说， 事后会有犯属来这里领取遗物。当我看到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 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 而现在， 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 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 帮警察装箱， 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 我万万没想， 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 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 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 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 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 还关押过着名的川岛芳子—— 金璧辉， 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 叫到谁， 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 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 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 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 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竪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 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 如果交待出「谣源」， 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 如果我是个传谣者， 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 就可能判个无期， 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 交待出来别人， 我关了三、五年出去， 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 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 何况， 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 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 我还是那样， 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 最坏又能怎么样？ 自己触触底， 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 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 最坏又怎么样？ 突然发现， 心里没底了。最坏？ 那就是玩儿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