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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哭泣的她就坐在我旁边， 几天的批斗之后， 我们都已经是蓬头垢面， 手腕脚踝全都血丝乎拉。她嘤嘤地哭着， 似乎是在回答队长们，其实我知道她是在对我说： 「我这辈子， 过得太不值了。来都不知道为甚么来， 走也不知道为甚么走。刚想好好活下去， 才发现再没有这个机会了。」
几个女队长厉声呵斥她： 「别胡说八道， 宣判你了吗？ 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批判， 才有出路。」她停止了呜咽， 说： 「甚么希望不希望， 我清楚得很。我不是和你们过去不去， 只是为自己的一生伤心。」
这场会我们俩是主角。起立准备上场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对视了一下， 我努力对她微笑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她透过泪眼望着我， 依然那么楚楚动人。我想， 她也是在为我伤心， 她读懂了我。
那时候， 我们每天至少出去批斗两场。几十场里有两场， 我永生难忘。
一次是， 把我拉回自己的母校—— 中央美术学院， 把我拉回那个熟悉的舞台。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古希腊的寓言家—— 伊索。在全剧结束的时候，我曾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样高呼过： 「人们啊， 听听伊索最后的一个寓言： 狼问狗： 是谁把你喂得这么肥胖？ 狗说： 我的主人！ 狼高喊到：我与其饿死， 也不戴上那条锁链。人们啊， 让我作为一个自由人而死去吧！ 」没想到， 今天， 我居然会回到这里， 重复这千年前同样的故事。
那天， 激动发言要求政府枪毙我的老师、同学， 并没让我伤心。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迫不得已， 他们只是期望好好生存下去。人们在生死这个关口，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想， 作为演员， 我比他们演得更为真切。
另一次， 把我拉到我父亲任教的学校——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同时把我父亲和我年幼的弟弟寥寥押在台下陪斗。那天， 我看到老父的头发全都白了，他为我如此担忧， 更让我难过。很久以后才知道， 当他得知我被判处死刑后， 一夜白发。这和古代伍子胥的故事一样。我看到幼小的弟弟长高了，他那么无助、瘦弱。希望他能走出我这晦气的阴影。我期望他们能理解我， 可是我却无法说出一个字。
为了让父老弟兄知道我依然身心健全， 在走入会场的时候， 放稳了自己的脚步， 铿锵有力地趟着我的重镣。这道具很质朴， 你趟好了， 那声响相当沉着。我老爸和弱弟， 也都不含糊， 他们和我一样平静地面对群众的疯狂。淡然处之就是把持一种心态。
当批斗者第一次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郎郎」的时候， 中间的警察扯住我的头发， 往后一拉。让我在群众面前亮相。从第一次批斗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从第二次开始， 每当我将被动亮相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平和、友善的面孔。让人们知道， 我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打垮。我不是你们心中的假想敌。这次， 我给这场戏， 准备了一个微笑的亮相。参加过这个批斗会的人， 应该是记得的。
同一天， 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 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 万一有人想不开， 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得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 说： 「你孩子犯了大事了， 又赶上点儿了，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 你们家的人， 可别胡思乱想， 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 「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 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 我没甚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主任连忙对警察说， 老太太疯了， 快走， 快走。
有时候， 批斗回来我想：过去常听见「生不如死」的说法， 觉得那是矫情。现在， 我们每天几场示众， 这些演出远不如阿Q那么幸运，压根没我们表现自己内心感受的机会。连唱一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机会都没有， 更没有「带镣长街行， 告别众乡亲」的悲壮场面。
警察为了赶场， 往往就干脆把我们像生猪一样，直接扔到卡车的车厢里。我们的脸就被车厢底的铁皮、雪末子蹭出血道子。我的手腕和脚踝都被镣铐磨得鲜血淋漓， 只得撕开自己的衬衣， 嘬着牙花子，慢慢绑裹自己的伤口。这哪儿是要处死顶天立地的野狼呢， 就想让你像一条癞皮狗一样被悄悄处死。这时候， 我才明白了甚么是「只求速死」的心态。
当然， 甚么事都有例外。有一天， 我们被拉出死牢， 没想到天气居然开始转暖。天也晴了。也许是天气的关系， 队长们的脾气也见好转，也有点儿耐心烦儿了。这天， 他们没把我们挨个扔到车厢里， 居然搬了一把椅子， 放在卡车的旁边。两个警察把我一举，我就站到椅子上了。车上的警察， 又拉了我一把我提着镣轻轻一跃， 就上了车。卡车两边坐满了警察， 我就坐在中间的地下。这时候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被架上车来， 那就是我心中的库里娃—— 孙秀珍。她今天比那天的状态好多了， 大概她也想开了。好像自己
好好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她比在学习班的时候消瘦了不少， 似乎更清秀了。原来这辆大卡车， 只拉我们两个人。我想， 大概今儿就是我们的大限了。最后的日子， 还有一个心仪的伴侣， 还不错嘛。
队长叫她和我背对背坐下， 临坐下来， 她假装看落座地方的时候， 和我在百分只一秒中交换了深深的一瞥。不知道她如何电击了我。我心里一个微小的金色火苗， 被她的目光点燃。
我穿着一个蓝色的棉大衣， 她穿着一件碎花小棉袄。我们温柔地靠在了一起。四面的警察互相打招呼， 开着玩笑。他们和我们是两类人。这会儿，他们眼里没有我们， 我们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此刻， 整个世界上我心里只有她， 优雅的库里娃。车开动起来了，我用自己的肩胛骨紧紧地靠着她。她也在尽量在靠近我， 我们的生物电和热量通过后背在无形中浓度交换。在那段时间里， 我心里慨叹不已，没想到在死刑号， 我还能和她有一次真正的零距离接触。两个死囚， 这样紧靠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 今天是唯一的甜蜜。
原来， 我们是被拉到官园体育场去参加批判大会， 我们俩是唱头牌的。同场有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孩子叫文佳， 和北医的学生李世佺是一样的案子，她们都是「反动日记犯」。后来， 听说她们俩都判了十多年徒刑。比我们强点儿， 我们都已经是死囚了。大概那几批死囚中， 也就我们俩，还在坚持着最后的浪漫。
晚上， 我们在回死牢的路上， 俩人还是背靠背坐在车厢里地面上。我们运气不错，回来的车是个大轿车。穿过长安街的时候， 灯火辉煌， 灯光穿过车窗闪烁在车厢里。投下斑斑光影， 给我们最后的浪漫，抹上几道光彩。我们一会儿轻柔、一会儿紧密地靠在一起。心想， 要是这样天天出来批斗， 也就值了。我心里也明白， 没那么多时间了， 也就这几天了。
四
也就是过了那一天， 突然不叫我们出去挨斗了。
一早开始， 陆续开门， 把这些人一一叫出去提审。一个外号叫背儿背儿的预审员， 叫我出去。他递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提着脚镣跟着他走。让我低着头， 不要和其他犯人打照面。我知道这是去预审楼， 就低着头走出了死刑号的小院儿。即使低着头我也能看见，和我一个方向的大操场上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和我一样的死囚在向前走， 而在我后面， 还有一个接一个的死囚陆续跟我而来， 我的对面，也是每隔若干米就有一个从预审楼回来的犯人。我们像是一条巨大无比的传送带上的产品。我顿时就明白了， 巨大的国家专政机器啓动了，开始运转了。那么，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的程序。我们就是这部机器传送带上待宰的猪羊。这几个快乐青年的血肉之躯， 和这硕大无比的钢铁机器抗衡。
这就是天真， 其实我们从来没想过甚么对抗， 但赶上了这一步也没办法。我不知道， 无辜的热血是否可以浇钝机器上的屠刀。
这次审讯简单、迅速， 只有几个问题： 你叫甚么， 多大岁数， 哪儿人？ 最后问你犯的甚么罪？ 就完了。我明白了， 这是验明正身的最后审问。
我回到枪号以后， 就听到走廊里开始人声鼎沸， 进来了一批别样的警察。他们挨个打开门， 问我们的姓名、年龄。他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衣，还戴着白手套。看看牢门上的号码， 他们议论着哪个号码不太清楚就叫人来， 再好好描描。我知道， 他们是法警， 是死刑的执行者。
第二天（一九七○年三月五日） 早上大约四点多钟， 就听见许多卡车开到我们墙外。五点钟就让我们全都起床， 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一块咸菜，没有菜汤， 也不给水。我知道， 去刑场前还得参加一次公判大会—— 最后的审判， 所以不让我们饮用任何液体。六点钟左右开始叫人，也是隔几分钟叫一个人， 我们安静地坐在炕箱等待最后的点名。我听见， 他们叫了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王文满、宋惠德、索家麟、王涛、沈元等等，最后， 连金豆儿也被叫走了。我们还指着他带口信呢！
这些都是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