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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大概是一九七五还是七六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131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吋？）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鷄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七六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到，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到，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鷄巴。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剎时消
耗。明月当空，星尘糜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
发布： 2009…3…27 08：34 ｜ 作者： 朱正琳
一九四七年生。在贵阳上中专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六年在校被打成「反动学生」，七一年因反革命案被捕入狱，至七五年获释，七九年获平反。八○年考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所硕士研究生，八三年毕业。曾任《东方》杂志副总编，着有监狱回忆录《里面的故事》。
仅从我个人命运的角度看，是可以清晰地断出一个「七十年代」来的。一九七一年七月我锒铛入狱，一九八○年九月我考上北大，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两者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事件。当时我在贵阳。
正题：生活在别处
一 被抓
七十年代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开始的。一九七○年春节，大年初一上午，几十辆军用卡车载着一排排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的士兵，押着刚刚在「公判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几十名囚徒，在市中心的大街上缓缓驶过，然后直接驰向城郊的刑场。街道两旁熙熙攘攘站着一些沉默的看客，我也在其中。
「军事管制」，我们那个小山城里的气氛确实有几分肃杀。从广东方面调过来的军队接管了从「西南的春雷」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制止住了「派性斗争」。全副武装的军车和士兵在大街上游弋早已是城市的日常景观。有一则当时流传的笑话说，一对恋人在公园里一时斗气，也招来了「武装干涉」——背着枪的巡逻兵走过来问道：「你们为甚么屁股对屁股坐着？」那对没好气的恋人反问，这么坐着有何不妥，士兵的回答是：「这里是公园，没有事不准进来！」讲这个笑话要学着模仿粤语腔的普通话，其效果不亚于如今的某些小品。
有朋友私下里曾自嘲说：「其实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吓，因为我们就是吓大的。」据我观察，受惊吓多了，彷彿便会从一身冷汗中生出一种冷幽默。就说这示威性质很明显的「游街示众押赴刑场」的景象吧，那几年人们也好似见惯不惊。每年春节前照例会有一批，民间竟冷言称之为「杀年猪」。不过，「杀年猪」理应是在年前，历年皆是如此。唯独这一年却选在了大年初一。再不怕吓的「看客」想必也会有些震骇。至少我是。当时我想，有一天我要把这一幕写下来。
我当时其实也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网之鱼。几个月后，一个几乎天天与我在一起厮混的哥们被抓了，我和另外两位哥们的时光似乎就只能用来等待被抓。因为我们认定，那位哥们被抓的原因是伙同我们仨偷书，在各大中学校图书馆偷书。当然，也风闻，我们几个人被卷进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但我们自己心里却清楚，除了偷书我们没干过别的。几十年后我的说法是：「我几曾有过『反』的壮举？」
到一九七一年四月，又有一个哥们「进去」了。在「外面」的两个人便约定，如果再有一人被抓，第四个人就去自首，以便案子早日了结。那时候我们俩都已随各自家里的老人「疏散下放」到农村去了。俩人又约好「倒流」回城市，东家借一宿西家住一晚地「打游击」，一边担心夜里遭突袭「查户口」而被遣返，一边却又在等待甚或是期待（！）被抓归案。虽然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干的那点事算不了甚么，不至于会被判刑，所以还是早了早好。当然，入狱之后就明白了，我们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尽管在拖了四年多之后我们确实都获释了，但我在狱中的所见所闻使我相信，要判我们个十年二十年的，也绝不是甚么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事。关键只在于我们赶上了甚么样的「形势135需要」。
在别人家借宿一般只能晚上悄悄「潜入」。那些年，我们的朋友大都住在父母家里，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户主呢。因此，我们曾有过许多漫长的白天。两个人时常在街头并排行走，很少停步也很少交谈。从大十字到大西门到紫林庵到喷水池再回到大十字，这一圈下来，过去了半小时。再走一圈，又过去了半小时。有时候我一个人走，速度就会慢一些。走走看看，那行径也就更像一个城市流浪汉。我不逛商店，那年头物资匮乏，商店也没甚么好看的。与所有无家可归百无聊赖的人一样，我会对墙上的文字感兴趣。一字一句地读了许多有朱笔划勾的法院「布告」，从那种千篇一律的抽象词句，我也曾推想出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犯们的人生故事。还读了许多当年时兴的「安民告示」，内容庞杂琐碎，从居委会通知开会到失物招领或寻人啓事，不一而足。其中常会有一些遣词造句令人意外的，当时会引发一笑，但事后却大都忘却。只有一则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贴在医院门口的。抬头照例是：「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正文的内容则是：「请自杀者家属自带急救药品。」
几个月「流浪」下来，消磨了我对「流浪」一词抱有的全部浪漫情怀。以至于后来我「住进」看守所，倒好像松了口气，于是顾影自怜地幽了一默：「这回好了，不会再有查户口的了。」不过，我那几个月的光景也并不像如今煞有介事地说起来时那么惨淡。人毕竟年轻，经得起折腾，再加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宏大叙事」，眼前那点颠沛倒也不怎么当回事。用古话说，我当时是「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用今天的话说，无需借助电脑，我当时就拥有了一个虚拟世界。记得入狱前的最后一段时日，我一直背着一本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写的《西方的没落》「转战南北」，正读得踌躇满志，自以为有希望解透中国的「文化宿命」（斯宾格勒语）哩！
当然，偶尔有些日子，也会有「临时的固定住所」，我便也能享受独自在家的感觉。例如我被抓的那天，就是住在我哥从朋友那里暂借的一间小屋里。一大早，我刚打开《西方的没落》，就听见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赶紧把书塞在被子底下。开门一看，是我哥当时所在单位——杂技团的军代表带着七八条大汉来了，其中赫赫然有表演拉大弓的大力士在。那位军代表告诉我说，我哥出了车祸，要我赶紧跟他们去看看。消息太突然，我一时竟也相信了，一边跟着他们往外走，一边问：「人在哪家医院？」回答是：「在市公安局。」我当然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等着的不就是这一天吗？那位军代表看我已识破了他们的意图，竟没敢把我往市公安局带，而是就近带我到了一个区分局，然后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