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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首先要学会「女士请先」之类的礼貌习语一样。如果深入观察文化的肌理，不可忽视学员们的家庭背景，大多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层。这一代父母历经政治运动，被改造得相当成熟，学外语像擦边球，某种意义上凝聚着中产阶级的梦想，与其说是与文革对着干，不如说属于「和平演变」的策略，说起来还源自晚清「洋务运动」的改良精神呢。
有一点，我想也是环境使然。在陈安安家进进出出，邻居也知道我们在学外语，都见怪不怪，泰然处之。在安老师家上课，如果在夏天，会把家门开着，就在底楼，朝向弄堂，走过的人可听到我们在说洋话，没有人来过问。不光是的大家都知道安老师是好人，住在这「张家花园」的新式里弄的，阶级觉悟不那么敏锐，或许像张爱玲说的，都有那种上海人的「聪明」。
数年下来，我和乔治、南希兄妹较熟。有一次应邀去他们家，在成都路上沿街一栋楼里，靠近南京路。那天下午阳光充足，英国式红茶，配上一套精致的茶具。听说父亲从前在南阳经商，已经过201世了；见到他们的母亲，五十开外，端庄娴雅，保养得很好，没一丝皱纹。安安曾跟我说过，她是个「女中豪杰」，果然厉害，思想艺术无所不晓，大谈柏拉图的哲学，她说她做甚么事都有计划，当然包括对于乔治和南希的学习。不知道怎么会谈到牙齿，她说她牙齿不好，经常看医生，后来她做了一个决定，干脆把牙齿全部拔掉，包括不少好牙，装上了一副假牙。我听了大为震动，在她的语气里，她是个有决断、不寻常的女人。
安安对她非常敬佩，不过在这么说的时候，我察觉到他有些感伤和无奈。他喜欢南希，在课上也看出来了，他和南希说话带一种特别的温柔。安安说她母亲不同意，甚么原因也没说。怎么说呢，我们学外语的大多是老三届，已臻而立之年了，不是文革的话，也许有的已谈婚论嫁了。如果有机会，在学习中发生爱情，岂不天公造美？如郁福民和姗丽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七八年结婚时托人带来了喜糖。当然也有缘悭一世的，小伍和安安的妹妹便如此。小伍一表人才，但女方家长没接受，大概还考量到家底、职业等因素吧。成功的当小说读，不成功的为现实抱憾，反正都能满足我们的心理期待。
售与帝王家
找出一本日记簿，彩色锦缎的封面，小桥流水，庙宇亭台，杨柳依依。翻开便是伟大领袖的宝像，一身戎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旁边没了林副主席。里面有我的日记，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九日为止。
不怕记日记了。一切都好像在回春向暖，而我心头的解冻仍显得迟缓。记日记缘自一阵难抑的激动，那天晚上在音乐厅听了德国钢琴家康塔尔斯基兄弟的演奏，我这么写道：柔美的音质、默契的配合、纯熟的技巧、闲雅的风度。我屏息倾听，注视着兄弟俩每一个动作，折磨了我一整天的牙痛消失了，白天所感觉的异常的疲乏彷彿也没有发生过。
于我，这二百多天像急转的漩涡，充满焦虑与机遇、冲突与挫折，千头万绪，欲理还乱。报纸上在继续批判四人帮、在平反冤假错案。文学经典在重印，书店前排起了长龙；图书馆座无虚席；电影、音乐会、展览会接踵而至，伴随开放的许诺。环顾四周，各路好汉摩拳擦掌，熬过十年寒窗，面临龙门一跃。各种机会在向我们招手，好像黑洞尽头，豁然开朗，大小洞门一齐敞开，顿显奇景，阿米尔上！有的取到了幸运的钥匙，更多的名落孙山。
日记里有无数的名字，关于书籍、电影、展览会等，有的书买来没看过，有的电影看了全然记不得。但那些人和事历历在目，那些给我帮助，给我鼓励的人们，都尽力把我往上提、往前推，出自私人的同情和友情，却紧跟歌唱民族新生的主旋律，一九四九年后还没有过如此无需官方组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这些人有许多大约已不在世，生者也不知在哪里，重睹自己的文字，久久无语。
在厂里我成了个「笔杆子」，为车间主任起草总结报告，给小组职工上课；外文知识也曝了光，局里有文件要翻译，也找到我。干活也不马虎，加班加点不在话下。九月十六日记载了晚上加班的情景：「近三个钟头在舱里，肩挨着肩，敲铲声震耳欲聋，灰尘迷漫。我赤着膊，两耳用棉纱塞住，汗一直没有停过，流到裤裆，大家的裤子都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落实政策，找局党委谈，递交「复查申请书」，局武保组也派人来调查，却推三阻四，不见下文。
不曾体验过那种读报的兴奋，从小看惯「红色经典」电影，也激动流泪，而现在党中央的号召另有一种着肉贴心的感觉。十一月里《人民日报》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为革命行动，释放西藏叛乱在押犯人，为《海瑞罢官》平反，并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我在日记中写道：「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扎扎实实地开 203始。」又觉得「当前先进与落后思想斗争尖锐，要加速建设步伐，非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
于是社会上激起民主的呼声，在人民广场和淮海路上出现「民主论坛」，要求加快开放步伐，我兴奋莫名：「这是新中国真正的曙光，有识之士正在我辈之中？。振兴中华，匹夫有责。会当奋起请长缨，誓将民主遍中华！」然而「民主论坛」很快就退潮了，与中央的表态有关。我写道：「目前的形势，我始终认为不能再乱，不能再鼓励无秩序的活动，但必须实行自上而下的稳步的改革，逐步确定法治。的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想也奇怪，「漫长的过程」好像是在昨天说的，三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对我们来说，各种机会中最具诱惑的莫过于允许社会上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研究生了。七八年第一次这么招生，一连三年，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矣。学外文圈子里，一起学法语的钱国新和王佶民两位捷足先登。钱被复旦物理系录取为研究生，王报考北京中国科学院，赴京复试后也高中了。郁福民、赵志石也考过，失利。最沮丧的是安安了，考上海外语学院的研究生，信心十足，却未取。他决心再接再厉，干脆向里弄生产组辞职，在家以教英语为生。见了我劈头就问：「你不打算考研究生？」在他鼓动下，我参加了他新组的复习班，和赵志石、小刘，每周三晚在他家聚会，复习英语语法和法语。
既是背水一战，大家精诚团结，全力以赴，几个月下来足见成效。于是安安口出狂言，说那些「老头子」（如葛瑞规等英语权威）没甚么了不起。谈到下一回考试，他说英语打到九十分、法语七十分、日语六十分，就有把握了。我说应该是中文九十分、英语八十分、法语和日语各打七十。那时自己还不知考甚么专业，却把中文放在第一位。
研究生没录取，还有其他机会。安安在街道办事处通过了英语考试，明年可能去做代课老师。赵志石与金山某单位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去教两年英语口语。赵带来不少消息，告我们说，市里的笔译考试即将开始。的确，知识受尊重，外文最吃香，从市里到基层单位，甚至在街道这一级，都在搞外语测试，彷彿在打一场罗致人才的「人民战争」。我的单位也如此，局里举行外语考试，同学王基立去了，我临时没去。王和我、还有何灼兴是厂里的外语小圈子。多年来与王一起学日语，常常偷闲躲到角落里切磋一番。灼兴跟我学英语，每周末来我家，这年他考了大学，没成。
不参加局里的考试，我另有打算。正当盛暑季节，安老师在为我奔忙，借他的人脉给我在上海科学院找个位置。先后同生化所、昆虫所联系，让我搞资料翻译或教口语。昆虫所的负责人老刘极其热心，见了几次面，也给录了音，给我单位发调函，足足忙了两个月，最后见我说「酸了」（sorry），事竟不成。此时安老师也忙得不亦乐乎，市三医院、仁济医院都把他请去教英语，把我带去做助教，让我上课实践。
在我周围像安老师那样的不止一个，萧金芳先生是有大气魄者，和他短暂的交往，却印象深刻。当长夜之后曙光来临，他已经七七岁了。知识渊博，精通法文，北京外语学院、政法学院都请他去，结果没去，准备进即将成立的上海法学研究所。每次见他，谈锋凌厉，刺痛时弊，有「辣子」（他是四川人）味。有一晚我们闲谈，他不叫萧老太开灯，如日记所言：「我们在阴影中谈话，只有窗外透入一些淡淡的光，我们能体会到互相的声气、能感到互相的情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暧昧的氛围，大家敞开胸怀，好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问老幼，不计尊卑，相互激励帮助，拥抱同一个明天。萧老给我解决翻译上的疑难，对我的处境提出忠告，最记得的一句是「凡事勿苟且」！
我在热恋中。女友汪卫星是学画的，因此也认识一些美术界人士。我们跟萧家奎老师学水彩画，常在礼拜天同他的学生们骑单车去郊外写生。他带我们去拜访了颜文梁、承名世、谢稚柳夫妇等前辈。我大有唐人「温卷」之遗风，或赠诗、或出示书法求教，虽然被承名世先生批评说根基不深，使我脸红。也是通过萧老师认识了刘明毅，一到他家，发现其妻陈云霞原来是我航校的体育老师，连呼世界之小。明毅在文革中已经翻译了八十万字的美术资料，其父刘汝醴是南京美术学院教授，专治美术理论。明毅也热心帮我，说他父亲明年要招美术史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