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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刘汝醴是南京美术学院教授，专治美术理论。明毅也热心帮我，说他父亲明年要招美术史研究生，问我是否有兴趣。其时陈老师是三航局干部，也说如我想调进局设计科的话，她可以帮忙。
我的机会随着圈子在滚，如夏天里滚雪球，不是越滚越大，其中各种私人纽带犬牙交错，但在艺术上各有其话语和趣味，圈子之间不搭边。在颜文梁先生家里，方始领略了印象主义的画风，一幅幅风景小品画得极其精细，色彩鲜丽，兼有莫奈的朦胧、毕沙罗的点彩和雷诺阿的浓艶。而且颜老久已眇一目，我在《为颜文梁先生作》一诗中赞颂道：「天上的明珠失落在海底，/给人间带来奇丽。/参悟了三万个晨昏的奥秘，/两颗并一颗，如今更神奇。」
五十年代之后的油画界崇尚苏联式现实主义，像颜先生的法兰西风虽属于另册而遭受压抑，仍尊重写实，不越过前期印象派的底线。萧家奎和刘明毅稍稍越界，对后期印象派大加赞赏，刘翻译了梵高的传记，但碰到抽象主义两人就大摇其头。
忘了在哪里见到汪之杰先生的。汪毕业于中央美校，是徐悲鸿的高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初见到他的一幅肖像画，正宗苏联画风，但并非照相般真实，那种凝重的笔触似乎触及物体的内质，令我想起塞尚，越看越震悚。八月底一个秋阳骄人的下午，我和女友去看他，敬畏如朝圣一般。在双阳路一个八平方米的矮屋里，一张床占了大半。他的面色比上两次见他时好些，而病态仍在，目光灼灼，孤傲如昔。他说中央美校正在解决他的问题，对五七年之事的清查结果是：纯属虚构。我们听了为他欣慰，但二十年里他吃了多少苦头，令人扼腕。汪一边看画，一边笑，怕讲得太重，怕使人难为情。从他那里可听到「现实主义」的精髓：你必须研究自然，深入对象的本质。对象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你若要把对象画像，必须研究对象。
另一位陈创洛先生，在展览会看画时认识。他毕业于上海美校，走的是新派路子。住在吴江路天乐坊，和我的住处一箭之遥，于是熟悉起来。他醉心于抽象主义，对毕卡索情有独锺，且竭力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融合。他对于新知的热情令人敬佩，单单法国画展就去看了十二次。对我倾向抒情感性的来说，觉得他太着重观念。但事实上他代表了「开放时代」的风格，「新概念」使他摆脱历史而另辟蹊径。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瓷器》一画在日本受赏获奖，成为新潮的领军，至今蜚声画坛。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了新一轮外来文化的狂轰乱炸，一时间中国又成了新旧世纪的老君炉。我们是那么贪婪，凡是到了嘴边的，不照单也吃。日记里那些看过的电影和美术展览都有一长串，也不放过广播里的音乐，萧邦、德沃夏克、科萨科夫、贝辽兹、勃拉姆斯、德彪西？8943。却赶不上日本电影《追捕》的打击乐，在电视里播放，从家家的窗口传出，夜晚的街头加快了脉搏。
那时我是盲无头绪，觉得自己潜力无穷，三脚猫甚么都想出手，市里举办书法篆刻展览，公开征稿，我送作品去，结果落选。又寄诗歌给《诗刊》，退稿。对甚么都觉得新鲜，在上海图书馆里阅读《考古学概论》、沈从文《龙凤艺术》、沈尹默《书法论丛》等，即给迷住，笔记作了一大萝。在六月的日记中，曾在船桅上眺望吴淞江，心旷神怡而诗兴大发。或沉醉于求知的海洋里，荣辱两忘，还表示不想急于离开修理厂。但形势不饶人，不光周围的同道们已在雷厉风动，后来愈觉得厂里不能久留，外单位来借调我去搞翻译，不同意；有一阵差点要把我调遣到连云港去工作，突然觉得不安全，还给我穿小鞋。
其时找出路外语翻译是条捷径，这方面黄天民先生对我的帮助至为及时。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原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部主任，住在我们同一条弄堂里。他女儿黄英是我小学同学，其兄黄仁是我的棋友，时而结伴出游野外。文革后期常去他家，加入了黄老师的英语班。虽说抄过家，搬走不少东西，但如不僵之虫，仍有些宝货，从他家借到五四新诗选本及《淳化阁帖》等。反正之后，黄老重操旧业，翻译西洋电影资料，让我译美国百科全书中的电影资料，并发表在电影厂的内部刊物上。他后来计划庞大，准备创办《外国电影》刊物，然而发觉我心猿意马、不能专注投入的样子，颇不高兴。
我像个没头苍蝇，胡串乱闯，但梦里老是梦到文学。大约是情感久遭禁锢之后，对于纷至沓来的新奇，特别容易兴奋。读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祈连山下》，便想立刻给他写信，寄作品给他看。看到夏衍在全国文联的讲话，整段的抄录下来。且表示要照他所说的，去挖掘、研究新时期「英雄人物」，「给社会树立其典型，是文艺家的光荣任务」。虽然诗作屡投屡不中，仍在刻苦地写，在时代与自我之间分不清真假。
那时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爱伦坡的诗和小说。十多年前认识朱育琳时，惊叹其美仑美奂的译笔，便怀着接触外文原作的梦想。爱伦坡的《安纳帕尔？5 李》被老朱称为千古绝唱，现在终于自己能着手于斯，即使其中的「哀」音难以传神，也欢喜无量。那些文学原典购自于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在二楼的旧书部有买主要是抄家没收的书。难以形容初获《恶之花》的那份惊喜，一九五二年的经典旧版，五脏俱全，有名家注释。把老朱的几首翻译一一对照，人亡物在，「恶魔」的记忆被唤醒，徒增一份时代的沉重。
从那里还买到拉马丁（AlphonsedeLamartine）、瓦雷里的诗集。觉得前者闷、后者玄，都不亲近。似乎和恶魔特别投缘，又买到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小说，后来又买到《爱伦坡全集》，厚厚的一本，红色的漆布封皮已经磨损，却要价四元，频呼「辣手」之余，还是囊为己物。那时我的月薪是三十七元一毛，据我们航校学生的自嘲，属于「三七一○部队」。
累呀累，人呀人。「感觉异常乏力」、「只想睡」、「昨夜一时半睡下，拨好闹钟」、「鼻炎严重、头胀、神疲、咳嗽」之类的字句充斥在日记里，但又处于极度的亢奋中。所有的信息，无论来自公私渠道，无不意味着希望、未来的允诺和新旧的冲突，从而激起阵阵诗的狂喜与愤慨，倾倒激情澎湃的宣言，和报纸社论的语调何其相似乃尔。这段时间也在不断的自省，凡是师友的箴言、失败的教训都促使自己更加踏实和谨慎，甚至涉及平时待人接物方面，对「心中之贼」穷追猛打，痛加批斗，可说是真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却完全出乎自觉。
数月之后报考复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因名额限制，转为元明清专业，后来章培恒老师说，在考虑录取时，我的外语是个因素。努力没有白费，虽是歪打正着。在递交的材料里，也附带着那些翻译稿，包括在黄天民老师编的《外国电影》上发表的数章《卓别林自传》，这些大约都起了作用吧。
日记没写下去，太累了，后面也越写越短，所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二○○八年九至十月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
发布： 2009…3…13 08：18 ｜ 作者： 王小妮
一九五五年生于长春市。六九年至七二年随父母插队。七四年再次插队。后读大学，八五年迁居深圳。二○○五年起居于海南岛。出版有诗集《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有甚么在我心里一过》，随笔集《派甚么人去受难》，长篇小说《方圆四十里》等。
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一九七二年回城一年多，一九七四年再次插队，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一 一九七一年春天，过冰河
那一年，咖啡色斜纹卡叽布成了流行色，很多城里年轻人用它做裤子。当时，我们家下放的地方离长春市只有二十多公里，这个时尚也慢慢来到乡下。
屯子里王会计的女儿跑到我们家说：烧锅岭供销社新来了各种各样的布，明天早上一开门就卖。王会计的女儿让我陪她去买布。我说要问母亲。我还没去过烧锅岭供销社，但是，早听说那儿有个大供销社，很想去看看。
那年，我母亲正像喂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地喂了一头小黑猪，她在忙着猪的间隙，给了我七尺布票和五块钱。
我们家下放在小朱屯，烧锅岭在小朱屯的正东，先走一里地，有座火车乘降所（日本人留下的说法），再向东走七、八里。我们起得很早，怕去晚了买不上布。买布的细节全忘了，印象中是要了命的拥挤，我和王会计的女儿裹在人山人海里。周围全都是穿着肮脏棉袄棉裤的人。有人踩住我的脚，我就用劲推，被推的人也毫无感觉。所有的人都扑向卖布的柜枱。到中午，布卖光了。
王会计的女儿买了两种花布，我也买到了咖啡色布。新布一打开就传出香味，把它叠成方块，装进书包，我们靠在供销社的土墙外，吃了甜脆的油炸麻花。烧锅岭供销社比办年货还热闹。王会计的女儿认识很多人，她不停地小声告诉我，人群中的某个人是谁谁谁，感觉全公社的人都来买布，那些不认识的人，她说是对面另一个县的。
下午往回走，春天的太阳特别温暖，棉袄有点穿不住了，围巾也围不住了。我们回家的那条沙石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