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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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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 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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