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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 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