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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拉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甚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279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从里芬斯塔尔说起*——刘野访谈录
发布： 2009…2…28 19：51 ｜ 作者： 朱朱
时间：2008年9月 地点：北京 采访人：朱朱 录音整理：罗玛
Ⅰ
朱朱：最近我在看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她的叙述尽管十分冷静，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特别希望出人头地的女人，因为无论她怎样解释，客观事实是她主动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然后才和希特勒认识。
刘野：她的艺术成就很高，但人格稍有点问题。
朱朱：苏珊·桑塔格写过一篇专门驳斥她的文章，但她自己的解释是，美学是可以和意识形态彻底剥离的。
刘野：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克》艺术成就都很高，但我怀疑她故事片是否能拍好，因为这种人，会在电影画面的构图、拍摄的角度等方面有所贡献，但真正拍故事片可能不行，因为故事片关于人性要更复杂，不像体育比赛。法西斯国家的体育不一定会差的。
朱朱：事实上在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里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她很像中国文革时期的那种铁姑娘，意志力实在是太强了。
刘野：其实文革时期的一些艺术作品在美学上也有贡献，那个时候的照片上那些女孩的打扮，其实挺「酷」的。
朱朱：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当时有那么一幅画你是把它当作色情画来看的？
刘野：那是我小时候，去美术馆看全国美展，我记得特别清楚，里面有一幅画，画的是毛主席和杨开慧年轻的时候，背景是暗的，杨开慧穿一身儿白，下面是裙子，挺着胸，胸画得特高，当时对我来讲完全是一幅色情画，因为那时候看不到这样性感的女性形象。法国有一个波普艺术家，根据中国文革时期的画做了一个系列，其中有一张毛主席和杨开慧在威尼斯，就是从这类画中借的形象。
朱朱：你说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感。之所以如此，我想首先是因为当时美术方面的印刷品非常有限，所以那幅画会令人。。。。。。。另一个方面，其实文革的氛围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去吸收。
刘野：文革一九六六年开始，那时我两岁，我觉得世界就是那样了，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没有甚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对我父母来讲，肯定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如果小孩一生出来就面临这些，他认为世界就是那样，即使那么恐怖、封闭的一个年代，他还是能从中发现青春期该发现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老放，来来回回的放——那里面一开始有一段跳芭蕾舞的镜头，我就特爱看那段，其实就是性的吸引。因为在别的地儿你看不到，女人露大腿，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列宁在十月》里有那么一段儿。后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亚，也是青春期的偶像。
朱朱：那时往往是从这种反面的「教材」里寻找这种东西，比如电影里的国民党女特务。。。。。。
刘野：太性感了。穿着制服，戴着小帽子，一般都叫甚么「玛丽」小姐。
朱朱：我看过你比较早的一个自述，提到过门采尔的素描。
刘野：小时候，因为我喜欢画画，当时我爸在北京人艺工作，从图书馆偷偷借了一些素描的书，一个是《王式廓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