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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港版)-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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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做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而来,又到哪儿而去。于是着,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子“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之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份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而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身体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也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过度之后,才有的一种宽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而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得起这个的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吃的情况。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在我家乡,那块偏僻地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的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我的记忆,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记忆犹新之事,令人痛惜之事,是一九七五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样,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戴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划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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