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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做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三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而来，又到哪儿而去。于是着，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子“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之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份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而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身体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也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过度之后，才有的一种宽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而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得起这个的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吃的情况。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在我家乡，那块偏僻地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的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我的记忆，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记忆犹新之事，令人痛惜之事，是一九七五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样，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戴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划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