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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地方下车，两边饭馆林立、人声熙攘，却看不见熟悉的楼。我转了三百六十度，才发现原来楼就在身后，自己正好站在当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马路对面，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浆店。故居被一道墙围起，走鉄栅栏门进去，左面隔墙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楼，有几点鬼火般灯光闪烁。后来听说，原1至6号楼拆建后，成烂尾楼多年，时而有流民出没。右面的社科院宿舍，则已老旧疲惫、黝黑不语。楼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国内楼道多用感应灯，使劲一跺脚一咳嗽就会亮。我早已擅长控制自己情绪，但走在一阶阶闭着眼也不会绊到的楼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阵感慨，不得不停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后，我敲门，微笑着和家人相见。
2005年秋，我最后一次走进永安南里，天空也晴朗，但不复记忆里的蔚蓝。人已去，屋未空，堆着旧家具和什物，盖着各色各样的布，落满尘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墙早已斑驳，地板失去了光泽、看不出纹路。这一带如今是超黄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样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写字楼与崭新的高级公寓之间，楼前楼后则停满了轿车——世纪初年的北京市区，就象一个大停车场。当年的住户，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经故世，房子留给遗孀或子女。斜阳里，人已不惑，用钝化换来几分定力。去国四分之一世纪，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习惯在哪一个屋顶下都没感觉。我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温吐烟圈的感觉，也重温1970 年那个遥远的下午。原来，还是童年的墙最白。
二、孤岛乾坤
老了以后，母亲常说，从搬到永安南里后，运气就开始转好了。这话对不对其实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的好运是，在一个蒙昧时代，我曾经见到那些在夹缝里默默生存的老一代知识分子。1972年，干校解散，学部从河南明港回京，永安南里顿然热闹起来。当时就有人说，“一下子冒出好多遗老”。一个瘦小的老者踽踽独行，母亲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10号楼5单元，好像是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后来读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方知那时老先生时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乐。暴风骤雨过后，是高压下的沉闷。外面的革命世界表面上如火如荼，永安南里却多少有些孤岛气息。在家偷着乐的，不止俞先生，我的麻将技艺也在那两年突飞猛进。由于看病的关系，母亲结识了住在9号楼的陈绂先生。陈绂先生是清流名臣陈宝琛曾孙，当时还不过四十多岁，长身俊朗、玉树临风。经过文革和干校的折腾，学部的旧知识分子大半病病歪歪、灰头土脸。陈先生其实也是生过多年病的人，所以才久病成医、自学岐黄，但他一直衣着考究、谈吐优雅。他十分健谈，往往是开过方子后清茶一杯、烟不离手，侃上两三小时方翩然而去。不久，陈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将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极好，还拉一手胡琴。
介绍陈先生到我家的，是南皮后人张遵骝先生。张先生多病苍白，温和的神情里夹几分惊弓之鸟的惶恐。他不爱打牌而话痨，容易激动而面泛红潮。他表面上谈旧事、历史或理论，其实最关注时局。他与陈寅恪先生是忘年交，也最重明末史事。后来，我从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里知道他年轻时性格慷慨热情，迥异于我熟悉的样子。岁月与世变的刻痕，令我震动。张先生无后，待我如子，我却要到这两年，在自觉地断子绝孙，养了一只小狗后，才领会他的爱心。张先生是我的启蒙人，他家里几箱柜的线装集著，大半都在我家呆过一阵，如今不知散落何处。我少年顽劣，从张先生未曾学得多少，倒给他偷偷起了个“多嘴老爷爷”的外号。不过我毕竟学会了读竖版书、写繁体字。因为张先生，我在读《说岳》前，就记住了“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知道了李卓吾为思想而死，王船山束发终生。不过，我想张先生让我看的诗书，我大多其实没读懂，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久远的影响。张先生家中，常年整洁，家具古旧，灯光柔黄，有一种故纸般氛围，久而久之，浸入我的身体记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文化遗民的气息。
虽偶尔在诗里以“盛世遗民”自况，我心里还是清楚，所谓遗民，是有传承的，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却无所传承。我长大后，一直怀有逃避的愿望，全无进取的雄心，到头来发现其实逃避也不容易。这逃避的愿望，似乎可追溯到七十年代。也许，真正的好运是，我阴差阳错逃避了学校与小社会，由于无聊而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家好看的书不多，但恰够启蒙：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比如各种通史、相当多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史料。最珍贵的则是一些内部书，其中有两本深深影响了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本，应该是很少见的，虽非全本，文笔却极具节制之美；另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1975年，这两本书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又可以从研究所图书室借书。当时没有多少人借书，借出的书拖很久还也没有人过问。五卷本的《全唐诗》就这样在家里被我读了两年多。由于没有注解，天知道这五万多首诗歌究竟读明白多少，但就这样学会平仄、韵脚、对仗等，开始照猫画虎。我还分别自编了七绝与七律诗选，把挑出的诗，工整地抄录在作文本上。费时数月，唯一成果是从左撇子改用右手写字。同样被悄悄留在家里很久的是民国时期杂志合订本，尤其是《东方》，从照片到内容我都无比热爱。盖博嘉宝费雯丽、金焰胡蝶王人美，张恨水的言情、勒布朗的侦探，等等，描述出一个遥远而迷人的世俗世界。似乎也是来自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三言二拍”居然在1973年左右偷偷来到我家，被我偷偷读了。其时我正在从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急剧降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些“以下删去xxx字” 的括弧让我屏住声息，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其实什么都没明白。
父亲和黎澍先生是挚友，母亲更和黎澍夫人徐滨女士是中学同学。黎澍先生住在灵通观一号楼八层，当时灵通观的三栋九层楼，是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在晴朗秋日，从黎澍先生家门前过道远眺，可以看见西山。黎澍先生酷爱藏书，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书，几乎涵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经典。这些书经历文革奇迹般保存下来。从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诵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对话，还有《欧也妮葛朗台》最后一段“她既无子女，也无家庭，。。。独自向天国行进。”天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一向漠然。当1988年我听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长眠不起时，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位魂灵会去天国的长者之一。黎澍先生面黑，神情严肃，烟不离手，手不释卷，我在他面前总感拘谨。然而，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而他们除了说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时不避讳我在场。文革后期的话题，不管怎么绕弯其实都和时局有关，黎澍先生尤其爱谈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没记错，他对《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很高评价。他和父亲，或用手指天，或称“老人家”，或如《参考消息》外电报道呼其姓而不名，对斯大林及“肃反”、对个人崇拜直接批判。
这些话自然是关起门来讲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墙上的标语年年翻新，与时俱进。人们习惯在单位说一套，回家说一套。这是生活的常态，却没有人觉得奇怪。也许因为年幼无知，也许由于游离在外，我曾经问过这是为什么，但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开始抱怨前几年写的检讨和外调材料逾百万字，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字数都多。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长大不做这么没劲的事。没想到若干年后，为了坚持这一点，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时家里来客人，我帮着把窗帘拉严、大门锁好。即便如此，大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这种暗室里的谈话，有些细节足以穿透时间。我记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讲述妻子被红卫兵打死的情形：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失声痛哭。后来，卞仲耘之死经王友琴女士的史笔广为人知。我前年在《我虽死去》里又见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却腰板挺直，比当年多了几分坚毅。这部电影令我重温记忆里的那些孤岛，而岁月湮没的，是无数平淡的起居。记忆也大半会走样，但远望海上那些孤岛，边际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记得，我在1975年窜个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层软髭。家里人开始公开讨论我的前途问题，结论之一是最好能去茶叶店当售货员。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气喝了二两，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被认为懂事、嘴严，忒让大人放心。然而，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或者躲在家里读书、或者独自在外流窜，常倚着公共汽车车窗无目的地看风景。冬天，我去天坛散步，公园几无一人，天色灰白，树秃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长大了的感觉。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进1976年。
三、地动天崩
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好像是张遵骝先生曾经预言：就看谁先走。然而，先走的是当时集人望与期望于一身的周恩来。讣告播罢、哀乐响起，永安南里的大人们多半两眼红肿。我从小泪腺不发达，而且越觉得该哭时就越干燥，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动地上了长安街。我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