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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