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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1971年10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彿还可以听见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1971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齣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麽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杀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笃卒」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