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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他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2008…8…5
徐浩渊：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2001…2002 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现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08…11…07 09：03 ｜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到北京父母处。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我在了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注册，由于学校停课，报到后就在学校的操场挖防空洞，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轰炸，再不就是学学毛语录或上街庆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 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学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几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物以类聚，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叫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朗朗、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与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