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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严力： 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漫长的假期
发布： 2008…11…01 11：53 ｜ 作者：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