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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证券分析-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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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条件和企业特点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区分了企业特点和证券条件,问题也随之产生,二者到底谁更重要呢?到底应该在不佳企业的优越债券和优势企业的不良债券之间做何选择呢?普遍看法似乎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从直觉而不是从逻辑上看,这样做是合理的。长期的实践经验显示,大多数人把钱以很高的价位投资在看好的行业上,虽然也有人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投资于不被看好的企业,但前者发生亏损的可能性的确要比后者小。
  然而从证券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经验主义的论调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只不过是为一条早已存在的商业规律提供了实例,那就是任何没有受过专门培训的消费者都愿意购买信誉卓著的商品,即使是需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但是,这条规律当然不应该适用于掌握专门知识的购买者,因为他们不是仅仅凭商品的知名度而评判其质量,而是要进行分析考察。有时候,假如他们觉得获得的商品足以满足要求且价格具有吸引力,他们甚至
  会在质量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牺牲。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购买裤子或手表之类的行为上,而且同样体现于购买证券的行为中。于是我们得出两个相反的定律,一个适用于未经培训的投资者,另一个则仅对分析家有用处。适用于无经验的证券购买者的原则:无论条件怎样,都不要把钱投资在不良的企业上;
  2。适用于证券分析家的原则:几乎每一种证券,都会在某些价位上显得很便宜,在另一些价位上显得过于昂贵。
  我们在上一段中批评了那种一味注重选择企业的作法,这种作法可能导致为了追求在优秀企业上的投资而支付过高的代价。反对这种做法的第二点理由是这么做还可能会选择了错误的企业。当然,选择实力雄厚,管理先进,业绩良好,收益增长稳定的企业是天经地义的做法,但是这些看上去是有根有据的推断很可能最终落空。许多昔日曾经辉煌的企业如今一蹶不振。这种情况今后自然还会重演。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在过去的20年里,在铁路行业上的投资整体来说是每况日下。一家企业的状况,只有一半是事实,而一半倒是人们的观点。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投资界的观点是善变而不可靠的。在1929年,西屋电气公司被认为占据了极为有利的行业地位。但事隔仅仅两年,其股票的价格就已经跌至净资产值以下了,因为人们对该公司未来的任何盈利能力产生了怀疑。
  这些考虑不至于否定适用于普通投资者的定律,即只在优秀的企业上投资。但必须搞清楚这样一点,之所以这条定律仍然可以适用,是因为否则的话普通投资者就可能在其它方面承担更大的风险,而不是承认最有人捧场的证券就是最安全的证券。作为证券分析家应该关注市场的情况和被普遍看好的企业,但也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分析家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出人人皆看好的证券,选择人人都不看好的证券。
  证券分析中质的因素与量的因素
  对证券进行分析包括了对业务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达到极高的细致程度,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要决定究竟应进行到什么程度。这自然与实际情况有关。购买1000美元债券的投资者当然不必象购买5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公司那样进行全面彻底的分析,而后者的工作若与债券发行的发起银行相比,也可能就只是小巫见大巫了。换个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想选择一种收益率为4。5%的高安全系数债券,所做的分析工作就要比试图在收益率为8%的证券中选择一家安全性高的证券、或在普通股市场中寻找绝对的物美价廉的品种要省事得多。
  分析技术与程度应受到投资特点和目的的限制—分析家必须有选择地使用其分析技术。在选择和处理材料时他必须既考虑重要性、可靠性,又考虑到可得性和便利性。他不能被可以获得的大量数据——如铁路公司提交给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报告——所误导,而在非基本信息上进行过细的研究。而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经常忍受重要信息的不足,因为要获得这些信息,要付出超出他所能支付或值得支付的精力。在全面的业务分析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有关一家企业对专利保护、地理优势以及有利的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可能都无法持久——的依赖程度的信息可能很难得到。
  数据的价值因企业的种类而异—在证券分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家应该认识到由于被分析的企业的种类的不同,某一种数据的价值也会大相径庭。一家铁路公司或大型连锁店的连续5年的总收入或净收入记录,即使不能算是完整无缺,也至少可以当作进行其证券安全性或股票盈利能力分析的有效基础。但是由一家小型采油公司提供的同样数据却不能认为有同样的用处,因为这份数据的决定因素——投人和产出——都会发生显著变动。
  证券分析中量的因素与质的因素—将证券分析涉及的诸多因素分为质的因素和量的因素两大类有时是很方便的。量的因素即指公司的各种统计数字,包括损益帐户和资产负债表上所有有用的项目,再加上一些其它数字,比如产量、单位价格、成本、生产能力和未完成订单等。这些各式各样的数字还能细分为0)资本结构、(2)收益与股息、(3)资产与负债和(4)营业统计。
  另一方面,质的因素是指行业的性质、企业在行业中占有的地位、地理位置、经营风格和本企业、本行业的前景。企业的报表中一般不会涉及此类问题。分析家必须利用各种可靠或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作出判断。
  统而言之,对于量的因素的分析要比质的因素容易得多。量的因素数量有限,容易得到,而且更适于作出明确和可靠的结论。而且财务报表中的数字往往反映了许多质的因素,所以即使对后者进行仔细的分析,收获也有可能不是很大。典型的证券分析报告——比如那些经纪商或统计服务公司制作的分析报告——往往对质的因素给予简练、概括的阐述,而把主要篇幅用于展示数字。
  质的因素:业务的性质和未来的前景——人们对于证券分析中质的因素较为重视的是业务的性质和企业的经营风格。这两点极为重要,也极难处理。我们不妨先考察一下第一点:企业业务的性质及其发展前景。大多数人都对什么是“成功的企业”有明确的概念,这种观点部分来源于财务报告,部分来源于对本行业的特定条件的认识,另有部分则来源于臆测甚至偏见。
  在1923年到1929年经济繁荣期内的大部分时期,有不少主要产业都发生了倒退,包括雪茄、煤炭、棉纺、化肥、皮革、伐木、肉类包装、纸张、船舶、城市铁路交通、制糖和羊毛业。导致倒退的原因不是因为竞争性产品或服务的发展(如煤炭、棉纺等)就是因为生产过剩,贸易受挫(如纸张、伐木和制糖等)。同在这段时期内,另外的一些行业发展迅猛,超过了平均发展水平,比如罐头生产、连锁店、烟草、动画片和公用设施产业。主要原因或是需求的大幅增长(如香烟、动画片等),或是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如公用设施和罐头制造等),或是因为能够从其他对手中抢到生意(如连锁店)。
  从本质而言,那些业务发生滑坡的行业可以被认为是“情景不妙”而应该在投资时予以回避。而相反的那些行业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有利的。但是这种结论经常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的。极端有利和极端不利的情况都不会持久。无论对于整个经济还是个别行业都是如此。通常都会有修正的力量出现,从而使利润消失的行业重现生机,使收益过高的行业的利润回到与资本相匹配的水平上来。
  由于需求的猛增而受益的行业会因为更为迅猛的供给的增长而受挫。近年来广播、航空、电子制冷、公共汽车运输和丝绸等行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1922年,百货公司受到青睐,因为它们在1920年和1921年的萧条中业绩显赫。但百货公司在接下来的时期里却没有保持优势。在1919年的经济繁荣期,公用设施事业因为成本过高而不受欢迎,到了1927年至1929年却成了投资投机两相宜的宠物,而在1933年,由于对通货膨胀和费率管制的恐慌,公众又一次对公用设施行业失去了信心。同是在1933年,长期不振的棉纺业却成为了发展的领头羊。
  管理的因素——在投资时挑选“优秀行业”至关重要,同时也非常不易,而挑选“优秀管理”有同样的难度。对管理层的能力进行客观测试的方法很少,而且_远不够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评判的依据只是声誉,在声誉之下有人名副其实,也有人名不副实。能够令人信服地证实管理是否优良的证据就是一段时期内的经营业绩,但考察业绩又使我们变为考察量的因素。
  在股票市场中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在分析时对管理的因素给予两次考虑。股票的价格不仅反映了出色的管理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还反映了单独考虑的“出色管理”的价值。这种把同一因素考虑两次的做法经常会造成高估。
  未来收益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人们对企业收益的发展趋势越来越重视。一个利润持续增长的记录无疑是有利的现象。但是金融理论则走得更远,它试图通过套用过去的发展轨迹来推算企业未来的盈利情况,并将这一方法作为评估企业的基础之一。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数字,所以人们都觉得这种做法在“数学上是合理的”。其实,过去的是事实,而未来只能是推测。前文中,我们已提到过针对过度繁荣或过度萧条的修正力量。同样,对于一个上升或下降趋势也存在着反作用的力量。当某一发展趋势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时,促使其改变的条件也可能已经成熟了。
  关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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