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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年底我去采访一位中资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大家谈到保险业对一个社会稳定所能起的重要作用，这位老总回忆起1985年到1992年他在香港第一次常驻时的情景，说：“那个时候香港每个月都能从电视上看到银行被抢、金店被抢的相关报道，可是现在，情况真是好多了，有时一年也不能看到一次。”
香港“黑社会”大面积地消失，我不知道应该归功于这个社会“打黑”力度的空前加强（其中包括与内地合作）、经济的不断繁荣稳定，还是物价过高，“老大”们根本养不起马仔。不过，香港“黑社会”既然曾经有过“往日的辉煌”，演变到如今，有人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商业性”的时代，这引得我，或许也值得社会学家仔细玩味。其中“理性”，按照一般的规律，我猜想也许直接与成本相连，如果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转行开始合法做生意，资金投入远比过去他“玩儿黑”要来得更便宜，那么“老大”当然也就不必去铤而走险、成年累月地满手离不开“血腥”；但是“商业性”呢，这里的意思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前边已经说到的“包养”和“散养”方式的变化？
在香港，“黑社会”至今还有一句“行话”叫做“晒马”，英文的字样是show off force，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炫耀武力”。现在香港一年四季很少再发生由“黑社会”出面组织的声势浩大的“黑帮火并”，一般都改为“晒马”。“晒马”当然不是为了武斗，而是要借此方式给接下来双方必然要进行的谈判增加一些“话份”。比照游戏规则：谁能拉来的人多、“阵容”厉害，谁一会儿就会在谈判桌上占到上风。因此被拉来的人虽然也被称为“马仔”，但他们手里一般都没有武器（买武器更贵），彼此之间大部分也都互不相识。这样香港“黑社会”“老大”呼啦啦花钱雇来了成百上千的人，双方“晒马”进入到僵持，唯一的出路就是盼着警察大哥早点露面“黑社会”失去了原有的“本色”，社会很自然也就很少听到枪声。
2006年8月20日下午3点，55岁的香港民主党副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参加完市民反对政府开征“商品及服务税”的游行之后，于下午5点与同伴来到了位于皇后大道的中航大厦地库的麦当劳餐厅用餐。突然，四个头戴鸭舌帽、手拿垒球棒的陌生男子快速闪身冲进了店内，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挥棒就向何俊仁一通粗暴殴打，逞凶之后迅速逃离了现场。此事在香港社会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时间，脑袋里又和“黑社会”发生了某种碰撞，一下子又变得非常警惕：“瞧，憋着、憋着，香港的‘黑社会’到底还是现身了？”然而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声明：虽然“殴打何俊仁”的事件是一起“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和“黑社会”有关。
何俊仁被打得当场口鼻流血，面部肿胀，很快被送往了香港的玛丽医院，然而治疗后没过多久，他也委托同伴向媒体解释：“相信这起事件并不涉及私人恩怨，很可能是与他在立法会或律师楼的公务有关。”何俊仁嘴里也是只字未提“黑社会”。
看来香港“黑社会”真是形同消失，或者在概念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异化？
有人说，每个社会都像一张饼，一张“千层饼”。
香港这个社会像不像饼？如果说像，如果大师傅的手艺还不错，我就可以把它一层层地掀开，仔细品尝，慢慢消化。然而香港的社会在我看来不是一张“饼”，非要说是，这张饼不仅有百年之“厚”，关键层次之间还充满抵牾：葱花椒盐、黄油果酱，疙里疙瘩地让人很不容易找出哪怕一组比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法制与控制”等等明快的关系。今天，走在香港的街头，尤其是湾仔、油麻地一些古老的地界儿，现代人的眼睛跳过一处处的华丽与尊贵，在大厦与广告之间，总会看到星罗棋布的一片繁体字老招牌、老字号。我走在香港今日的街头就常想：香港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要拍电影，要想重现旧中国的一些原始面貌，制片公司根本就用不着去搭什么摄影棚，只管派摄影师到香港来就好了，拍到手的影像一做旧，把彩色变成黑白，上个世纪前半叶“旧中国”的一角就剪去了时空，活脱脱地出现在屏幕上。
生活在香港，顶天立地的一个大男人已经蓄满胡须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但他的身边又总仿佛有样东西时隐时显，尾随不离，这样东西是什么？胎盘，曾经孕育和炮制了他的生命的胎盘，于是香港的简单与直接，复杂与艰涩就一起向我走来。
“荷里活”，“好莱坞”？
长期混迹于香港，会利用“公交”就不怕脚下有万里路，怕的是内地人不明白、不在意每一条路上其实都铺满了历史
还拿“叮当车”做比方，功利地看，香港“叮当车”说到底一百年来也不过是市民老百姓出行的一种代步工具，但是你常坐，慢慢地就会发觉这两条铁轨对任何人实际上都是一位不动声色的“线人”，它时不时地就可以把人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街道、老建筑、老市井，把人们眼前如今已经现代化了的香港城市变成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没有固定的入口和出口，却又到处都是入口和出口；没有开馆和闭馆的时间，却又随时向有心人敞开着大门。只一样，博物馆里的任何“展品”都没有现成的挂图与说明，一切都得由好奇者自己去探访、去寻源，这就引得我无限神往，也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
2005年年中，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下一任行政长官之前，特意回到了他小时候曾经居住并留下了美好印象的香港一条老街道“荷里活道”，走访，怀旧。童年，他在那里骑单车、打乒乓，踏着一块块的石阶长大。其中单车，就是一辆最普通的自行车，锻炼场地就是一条条的小胡同；打乒乓也在室外，最简陋的乒乓球台，最便宜的乒乓球球拍，然而香港人自产的“特首”就是在这片市井气氛中渐渐长大。曾荫权的举动一时间惹起了香港很多市民频频回顾，细路仔也歪着头向大人询问：“荷里活”在哪里？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美国的“好莱坞”？
不错，美国的电影王国“好莱坞”在香港的汉字翻译中就是“荷里活”，这三个字一点也不差，我第一次走进“荷里活”，看到路标时也是这样的反应。然而，香港的“荷里活道”并不是因为美国而得名，尽管香港的很多条马路比如般咸道、罗便臣道、麦当奴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德辅路、弥敦道、司徒拔道等等，都是与英国的女王、郡王，特别是英国在一百多年间曾经派驻香港的28位港督的名字有关，但是“荷里活”和“好莱坞”一点也不沾边儿。“荷里活”是一种榕树 （Hollywood），“荷李活道”是因为过去在那里生长着连片的高大榕树而自然取名（Hollywood Road）。
今天不少内地人，当然也包括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老移民，大家对香港怀抱着种种一成不变的认识，但是那些认识从一开始并不一定都正确。我到香港后对香港的很多事情最初也经常仅凭“想当然”，比如“荷里活”，如果不亲自去，如果我没有听到一位耄耋老人面对记者讲述了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故事，我也不知道“荷里活道”在过去住的都是些咱中国自己的老百姓，不知道它是香港开埠以来最早的第一条老街道。
如今，在“荷里活”，人们到处还可以看到一间间中华老字号：什么手工制作功夫鞋的“谭国光皮鞋店”、旧式茶馆儿模样的“莲香楼”、差不多有着八十多年历史的“九记牛腩”食店、门口张贴着陈年手绘广告画的“公利真料竹蔗水”，以及“振隆白米”等等，除此以外，“荷里活”还有一座创建于1847年的文武庙，至今香火鼎盛，青烟缭绕条条巷道。
一天，我真是特意去了趟“荷里活”，要去寻古，也要探新。此话怎讲？
一方面“荷里活”到处浸泡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味道，据说除了“老字号”、“文武庙”，那里四周还有一片闻名世界的中国古董集散地，很多古董店门前门后到处堆满了木雕、石刻，佛像、神像，瓷器、玉器、金银铜器，更不要说中国的文房四宝、字画、中堂，林林总总，古色古香；但是在一片东方文明的世界里，满眼满鼻子也同样可以看到西方风情、闻到异国情调，这就让人不能不感觉到香港中西文化四处弥漫与融合的氛围特点，所以我前往，既要“寻古”，也要“探新”。
不错，香港太平山下，很多条古老的街道就像“荷里活”，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种族气息，同时也见证了英国人统治香港的百年沧桑。中国传统文化在阵阵怀古幽情中一旦弥漫起一两声现实的叫卖，浓浓的“国粹”也就燃烧起了强烈的市场欲望
在“荷里活”，我看到不少中国人，也看到不少外国人。外国人在这里蜻蜓点水地只是拣上几件能够代表东方历史的“老古董”，带回西方老家，摆在他们客厅的壁炉上以求纪念和意趣，而古董店的中国老板，几乎每个人嘴里都会讲洋文，卖出去的真假“古董”目的也很直接，就是为了挣钱。
听说，一位头发花白的美髯公店主，平日在“荷里活”小店与各种肤色的顾客谈笑风生，一边谈古论今，一边就把白花花的银子装进了自己的唐装口袋，而他的真实身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其实是位大学教授。
“荷里活”不是“好莱坞”，但“荷里活”又深深受着“好莱坞”所代表着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人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是死死地抱在怀里，更不会把它藏入闺房，人们要让历史、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天天见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