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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新鲜玩艺儿，只是炮制出这座真金的“黄宫”，商家除了购地，仅买下2。5公吨的黄金，就整整花去3亿港币，这价值3亿、2。5公吨的黄金如果摆到地上该是多高的一座金山？商家把它刨开、巧制，用在了“黄宫”的地面、天花板、玄关、壁画、沙发、座椅、睡床、浴缸、餐桌、餐具，总之“金屋”里的一切统统都用黄金打造，四周金光耀眼，身边是个物件儿价钱就令人咋舌凡人真的要是住到了里面，活生生地被包裹在“黄金”之中，想来肌肤也并不一定会感到特别舒服。
2006年9月，“瑞士号黄金皇宫”特意抢在了又一个内地“十一旅游黄金周”的前夕隆重开张，商家这样做，用心当然很在意利用游客集中消费，这里的“集中消费”并不是指望着真会有什么内地的大款出手阔绰，宁肯一掷千金20万来香港的“金屋藏娇”摆一回谱儿，做一回皇帝。“金屋藏娇”夜晚可以出租，白天还可以供人参观。每个想进来看看、想和满世界的金子拍张照片的参观者入场费只要港币25块，这个价格乍听起来并不算高，但是架不住人多啊黄金，在中国老百姓看来，那只是和天子有缘，普通黎民做不了皇帝，掏出25块港币，战战兢兢地走进“黄金屋”，坐一坐金床、摸一摸金杯，再看看“鸳鸯金浴”、“凤凰金厕”，还具有现实性，起码也打望一下皇帝的生活。
然而，就是在去过“金屋藏娇”后的第二天，我忽然想起了另一家店铺，灯具店，位于港岛摩理臣山道29号。这家灯具店半年前就在玻璃窗上贴出了“生意难做，回乡耕田”的8个醒目大字，声称即将关门、着急套现、半价甩卖。那8个大字分别衬着8张颜色不同的彩纸，用黑墨手写而成，是一种声明，也仿佛带着主人看不见的一种内心的凄凉。
“金至尊”的“金屋藏娇”隆重开张，摩理臣山道的灯具店却即将关张，这一开一关、一起一落，在香港本是家常便饭，不值得感叹，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头两天去采访了“金屋藏娇”，此一刻我才更加惦记起小小的灯具店，生恐不赶快拎上相机去拍张照，说不定哪一天人家什么时候就会消失，真的悄悄回到田里种起了水稻。
为什么灯具店老板要说自己“生意难做，回乡耕田”？
也许，灯具店小老板真的是遇到了资金上的麻烦，也许那8个大字只不过是一种刺激人的促销手段，我没有细究，采访也未必能够了解到真情，只是有了它的衬托，“金屋藏娇”总让人心里拧起疙瘩香港这才多大点的地方啊，有人土，有人洋，有人发愁，有人欢笑，这不是两极分化的简单问题，而是香港人认可的一种自然，几十年、上百年香港人就是这样一路“自然”地“认可”了过来，这造就了他们并不像我这样少见多怪、多愁善感。
土瓜湾的炮仗街是一条老街道，“瑞士号黄金皇宫”坐落在这条街上，没有高墙深院相隔，没有皇家卫队相护，“金屋藏娇”拉开窗帘就见陋巷，可街筒子从早到晚人来车往、喧嚣不断。尽管“黄宫”内所有的摆设、家具一水地都是按照西方真正的“皇宫”来铺陈，但是一门之外就是市井，那感觉很不搭调。9月23日开幕仪式，香港不知道有多少家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或者说不知道有哪家媒体没有派出记者前来采访，但是记者们顶着烈日，扛着摄像机、三脚架，尽管顺脖子流汗，时不时地还要为占不住一个好的拍照角度而彼此产生摩擦，但隆重的采访阵容整整堵了半条街，那种环境、那种所在仿佛人们正在等待揭幕的不是一座“黄金屋”，给我的感觉，倒比较适合一个新开张的小饭铺儿或者一座刚落成的新街市（菜市场）。
大学“捧”在大佬的手里？
曾经我发现，在香港你会看到富人真富，穷人真穷。
香港的富人到底有多富？这道题并不难解，难解的是香港的富人和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给香港社会带来了什么、决定了香港的什么。
2006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披露了“全球最富华人，本港包揽三甲”的消息，荣登本次调查排行榜前三位的全部都是港商，而这次评选的组织者并不是例如美国《福布斯》之类的外国杂志，而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是第一个涵盖了全球华商及华商企业“500强”的顶级排行榜。6月28日，评选结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揭晓，香港上榜的富豪多达47位，资产占据7000多亿，是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其中，除了李嘉诚稳居世界华人首富以外，香港新鸿基地产的郭炳湘兄弟和恒基兆业地产的李兆基分别名列第二和第三位。
我不知道香港社会的命运会不会，或者进一步说究竟有多大的成分是掌握在香港的“富人”手里。2006年美林证券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称上一年全球约有870万个“百万富翁”，其中香港占了8万。这里所说的“百万富翁”不是“港币”的身价，而是“美元”。如果按“港币”来计算，全香港700万人口，人均资产早就超过了一百万。这些钱大部分当然还是集中在少数的一批巨富手中，巨富像大厦的支柱，支撑着他们自己的容光，也支撑着香港社会。此话说来很理论，怎么能让“理论”变得具体可感？一层沉重的幕布有一天不经意让我看到了一个翘开来的小小的边角
香港，很多大学的很多教学设施一般都是靠从民间“化缘”而来，这种情况在香港一点也不新鲜。然而做个比较：回到内地，内地的大学教学楼，尤其是在20年前，要么以学术性质而命名，什么数学楼、物理楼、化学楼；要么以阿拉伯数字1、2、3按顺序排列；但是在香港，无论你爬上“港大”（远在薄扶林山上），还是坐火车跑去“中大”（远在新界），或者去“科大”、“城大”、“浸会大学”，到处都可以看到以某某大佬的名字命名的大厦香港理工大学位于九龙尖沙咀，被左敦、红矗笥蚁嗉罚挥械胤缴煺故纸牛＞椭荒芸考缸┖斓拇舐ノ＃搅薖层（podium）平台，人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相对成规模的空中校园。这几座被围成圈儿了的大楼，李嘉诚、何鸿燊、蒙民伟、包玉刚、邵逸夫、蔡继有、陈瑞槐、陈大河、陈鲍雪莹等等大佬们的名字赫然醒目。你站在平台的中心四下一望，一种感觉顽固不化：整个“理大”就像被几位“大佬”一双双手捧着，谁的手一旦酸了，“理大”的一角就要坍塌，政府的力量在这里至少从建筑上看不到有多少踪影，大学的主办人在建造这所大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掏过自己的腰包？
香港算是有钱人的社会，大学离了有钱人可能办不成，起码办不好，那么整个香港呢？离了“大佬”，是不是也就玩儿不转？
本来，那天我在“理大”采访，具体要拍摄的活动是两场讲座，题目分别为《香港年青人如何获益于中国急速的经济发展？》、《如何在“大陆市场”的影响下保存“香港文化”？》，然而来到“理大”，我的感觉首先被一种“场”所紧紧锁定，讲座的会场因为就在二楼平台，我的眼睛无论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怎么看怎么都是一圈的“李嘉诚”，一圈的香港巨鳄。如此强大的诱惑，如此无言的感召香港的年轻人要想取得成功，榜样每天都在身边，和这个教化相比，任何形式与内容的引导都必然显得自惭形秽。尤其讲座采取的方式是“跨时代对谈”，主讲人一开始就在发言中首先介绍了内地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惊人进展，然后谈到文化，随便提出了几个时髦的概念让学生们来回答，这些概念包括什么是“三个代表”，什么是“玉米”和“粉丝”，参加讲座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答得上来。我和摄像师站在会场后面不禁对视一笑，这一笑彼此都知道含义其实再简单不过了香港的大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十分有限，这一点当然很明显，不过，即使他们想了解，目标也不在“三个代表”、“玉米”和“粉丝”。目前，香港的大学毕业生所需要的是就业，北上淘金。为什么？香港弹丸之地，以后再诞生“李嘉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香港的年轻后生如果想要把自己一个个都变成新的一批“大佬”巨鳄，走出香港，到外面去寻找更大的舞台，内地倒不失为有吸引力的大路一条。
香港才“富”了30年？
我到香港有了一段日子后，一天和一位朋友闲谈，谈到香港的有钱人，想起自己30年前曾经有过一个挺可爱也挺可怜的童年，就娓娓道来：1973年，当时内地还很穷，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了我十块钱，因为我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看中了一件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好喜欢好喜欢，于是就死死地把十块钱攥在手里，其中，坐车花去了一毛（长安街上的大1路），湖蓝色的的确良衬衫花去了九块八，买完了再坐车回来又是一毛，到了家，手里的十块钱刚好花完，刚好够用花样年华没有几个傍晚心里是如此的阳光灿烂，而那以后的整个夏天，我就这么一件好衣服，除了关键时刻都不舍得穿。
听完“故事”，我以为我的香港朋友肯定会睁大了双眼，不肯相信如今的我好赖也是一个挺富态的职业妇女，怎么过去还曾有过这般难堪的经历？一个人，整个夏天，只有一件喜爱的衣服？十块钱就让一个年轻女孩儿高兴得原谅了生活的拮据与苦涩？然而我的这位同龄之友听完了我的经历，半天都没言声，脸上一点吃惊的样子都没有。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其实不瞒你说，我小的时候也和你一样，家里也很穷，记得已经是在上高小，父母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点点的闲钱，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当时我也是好喜欢好喜欢，平日都舍不得上脚，有天夜晚回家得走很长的路，怕把鞋磨坏了，干脆悄悄脱下，打着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