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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也是好喜欢好喜欢，平日都舍不得上脚，有天夜晚回家得走很长的路，怕把鞋磨坏了，干脆悄悄脱下，打着赤脚靠墙根儿走在路上……”
“是吗？”这下轮到我牛眼圆瞪了，“你小时候家里的生活也不富裕？香港六七十年代，不，在我的印象里，香港人不是早就比内地人有钱，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历来如此，不是……”
“当然不是，”朋友把话截了过去，“香港人30年前也很穷，家家户户，我说的可不光是普通老百姓。香港社会真正的富裕，其实也就只有30年，难道你不知道？李嘉诚、包玉刚，即使是这些大佬，发迹的时间也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以后？
香港也才富了30年？
30年前，或者干脆从头说起，英国人自1841年占领了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一片大海，大海边，赤裸裸的只有二百多个小岛。直到1937年上海沦陷，许多有钱人赶着子女往香港跑，那时候上海人来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难，十个有九个都不愿意来，为什么？香港穷，穷得和当时的上海比要差上好大一截子！
2004年我到香港后，曾经从一位当地的学者手里借来了两本画册，至今都想“赖账”，都不想还，这两本画册是199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香港《民生苦乐》和《社会掠影》，收录了摄影师钟文略老先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捕捉和收藏的“香港的过去”的二百多张历史老照片。在一片纯粹的黑白世界里，我认识了很多大街小巷的“生意人”，这些人有“代笔”、“算命”、“补鞋”、“洗衣”、“剪纸”、“驳船”、“包伙食”、“人力车”、“散工苦力”等等，形形色色地整日守候在香港早年贫穷、落后的街头。这些照片让人不得不相信，几十年前香港也和旧中国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苦难始终是老百姓生活的主旋律。比如铜锣湾，如今在香港是多么有名气的商业区，它和中环、尖沙咀、旺角形成了四处主要的购物天地，无论何时那里都人满为患。然而说出来谁会相信，大闹市铜锣湾的“励德邨”，20世纪60年代初还到处都是一排排依山搭建的小木屋？谁能想到毗邻铜锣湾的“跑马地”，如今人们经常说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其中我们住的有名“成和道”，早年间还是一条从山上汩汩往下淌黄水的“黄泥涌”？
今天，“黄泥涌”依然是一条马路的名字，从“跑马地”南北穿过，一直通往港岛最繁华的处处所在。
“天光墟”诗意何在？
过去，香港贫穷苦难的老景象其实不只停留在照片上，只要谁想研究，今天谁都可以顺着历史湿漉漉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脚印找到些许物质的痕迹。
香港九龙深水埗，所有今天已经脱贫致富了的香港成衣大亨，我敢说没有一个不知道那里曾经有个集市，摇篮一样地孕育了一批服装企业，乐园一般地给了过去的香港平民一个买卖旧货、互通有无的生计场，这就是“天光墟”。
“天光墟”，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
2005年3月，我从香港《明报周刊》第1895期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组报道，好几位摄影记者拍摄了“天光墟”今天的照片，写下了这个曾经于70年代在香港非常活跃的“黎明集市”的回忆文章：天不亮就开张，天一亮就关张……香港曾经苦难、曾经自强自立的象征……今天香港的“天光墟”依然存在，依然是一个低下层市民活跃生活的好地方……
3月28号，就是因为看了《明报周刊》，我知道香港如今还有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破烂市”，半夜4点钟，我把老公叫起，趁着“复活节”四天放假的最后一天，让他陪我去九龙探访。我们花了一百多块钱的出租车费，三转两弯很难找，最后终于在通州街，在一座新建的大桥底下发现了新易其址的“天光墟”。
此时，我眼前的“天光墟”当然和几十年前的光景大不一样。据说这个由平民自发形成的晨市，四十多年前最早出现在香港深水埗的一个旧工业区，当时住在那里的居民生活相当困难，不少家庭式的工厂就在早上摆卖自家缝制的成衣，慢慢地形成了墟市。
当年“有衫卖”，“好便宜”，“不买也来看看吧！”的叫卖比太阳升起来得还要早。之后，赶墟的人越传越多，墟上摆卖的摊档也五花八门，多达数百家。很多人都是先有摊档，后办工厂，赚的钱渐渐可以支撑起小本生意了，一台缝纫机变成了几台、几十台，一些小工厂变成了大工厂、大公司，小老板日后也就成了一个个大老板、成衣大亨。
香港“天光墟”最兴旺的日子是普通创业者的天堂，对于这一点，香港人没齿不忘。
尤其到了七八十年代，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牛仔裤”成为人们粉碎旧穿戴、告别旧时代的第一象征，成批成批地都有人要，生意持续兴隆。因此，尽管“天光墟”始终是黎明开市，天光一亮，墟市就得让位给汽车、行人，但是半夜的买卖也是买卖，不少内地人认识了“小老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香港“买布办货”，渐渐地流水交易成了一条龙，最后连中环的“花布街”都被抢去了很多生意，“逼得店主也要迁来深水埗开铺哩”！
那天在“天光墟”，在月光依稀就要隐去了的微光下，我看到了老老少少以及一些青壮男女还在卖东西，那些东西不外乎鞋袜、衣裤、锅碗瓢勺、小型电器、古董摆设、杂志、书籍、光盘、电池、首饰、配饰、洗头膏、洗衣粉等等五花八门，有新有旧，不一而足。我试图和卖家交谈，但是语言毕竟欠老练，谈得不深，只记得其中一位中年妇女看我蹲到了她的摊儿前要买两根粗发卡，很高兴的样子，就和我“听解”（聊天）了起来。我问她一早上在这个集市能够卖出去多少东西，能挣多少钱。她说其实也卖不出去多少东西，只是个营生，钱嘛，“少少啦”。我又走到了桥头，看到一位老阿婆，腰都弯了，年龄少说也要超过80，又问她一早上能不能在这里赚到一百块。老阿婆说哪里有那么多？也就是10块20块。不过在这里卖了几十年，都习惯了，即使现在家里并不指望着她在“天光墟”做生意，儿女们也都已经长大成人，其中儿子还不知道她现在每天还要来“天光墟”经营旧货，但是每天早上如果不到墟市上来转一转，在家里头待着，还挺难受。
我问：“那现在，您的儿子如果知道了您每天还要到‘天光墟’来卖旧货，他会怎么样，会乐意吗？”老阿婆呵呵笑着告诉我：“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赚点钱总比没有进项的好，他不乐意，为什么？锁了（傻了）？”
离开“天光墟”，那天早上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还不到7点，太阳半藏半露地趴在云后，天已经要亮透。老阿婆说她也该收档了，“你看，今天的买卖就没有开张”。此时，偏偏一位中年男子跑了过来，要向阿婆买一条运动裤，老阿婆就说“那就10文啦”，说着动手给他翻找。我觉得10块钱买一条运动裤在香港已经是相当便宜了，谁知道这位男子却不干，说“太贵了，又不是新的，只能给你2文”。老阿婆也就卖了出去，一边卖一边还向我抱怨：“这哪里还是买卖？一条运动裤，虽说是旧的，可也看不出来呀，人家只给两文，啊，两文？算了，算了，卖了也就卖啦……”
“笼屋”你究竟在哪儿？
香港不乏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再多也是小众，大众还是平民，这个事实毋庸置疑。
我在深水埗曾经见到过“铁皮房”，心情已经很沉重，而除了“铁皮房”，其实更早我还听说香港有“笼屋”，有人答应也要带我去看看，因为再不去，这种居住方式很可能不久就要绝迹，所以香港的“笼屋”一直对我构成着更大的悬念。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港拍摄了一部片名为《笼民》的电影，获得了1993年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这部影片取材于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故事：一层私人拥有的旧式唐楼（香港人管三四层高，没有电梯的楼房叫“唐楼”）正面临改造的命运，楼内一间男子公寓里的住客，因为要被迫迁出“笼屋”，又无法找到同样便宜的住处更解决不了生计的问题，于是酿出了一场“群起反抗”。结果这部影片一公映，立刻引起了不仅是香港社会，同时也是全球华人世界的极大关注。
“笼屋”顾名思义，就是房舍如笼，这种房屋，住在里面的人不仅被称作“笼民”，而且还有“鸟人”的戏称。“鸟人”无家可归，白天到街心公园活动，晚上又像鸟儿一样地归巢歇息。然而“鸟”与“人”毕竟不同，“人”一旦被“关”进了“笼子”一样狭小的空间，生命的尊严，起码在我看来就已经消失殆尽，说得不好听点，某某“动物”的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
我知道香港住在“笼屋”里的人叫“笼民”并不是因为看了《笼民》这部电影，而是首先在网上看到了一组照片。照片上一间间已经很破旧了的唐楼房间，从地到天，紧靠墙根摞起了好几摞三个完全由粗铁丝编成的长方形“笼子”，这样的硕笼大小不超过一张单人床，高矮也不足一米，住在里面的“笼民”夜晚不分男女老少，彼此谁都看得见谁；白天如果要出去，他们的所有私人物品只要往床上一堆，然后一把将军锁一扣，“家门”也就关好，一身轻松了。
2006年7月28日，还是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于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看上了一眼“笼屋”，为什么说只是看上了“一眼”？2006年香港的“笼屋”已经太少，很难寻觅。4年前，政府公布的数字“全香港还有将近150处”，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已经减少到“48处”，再到2006年，我的朋友所管辖的九龙地区营盘街一带，他是好不容易才帮我侦察到了5家，这5家当中还有4家根本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