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
12月7日，张学良下定决心，他对杨虎城说：“我们再劝蒋先生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事到临头，他终究还是抱有一丝希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不想张学良再去，怕露出马脚。张学良坚持要去，他说蒋介石很骄傲，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他不会想到别的。杨虎城不便再说，只好让张学良再去劝谏。
晚上，张学良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作最后的“苦谏”，三个小时的慷慨陈词，三个小时的苦苦劝求，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时而声泪俱下，时而义愤激昂，蒋介石均无动于衷，最后，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也不会改变。
苦谏无效，张学良步履沉重地回到了驻地，但他还希望杨虎城再走一趟，做到仁至义尽。杨虎城深知蒋是不会听的，碍于张学良的面子，答应去试试。然而，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一方要抗日，一方要剿共，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了。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现。
兵谏，逼上梁山，势在必行！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4、囚禁是“爱”
如果说在张学良身上还存有从他父亲血脉里继承来的绿林好汉的义气之举的话，那便是捉放蒋这一幕了，不过在张学良那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而升华为一种民族义气。
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的目的很明确，“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正因为此，张学良在和宋氏兄妹达成君子协议，以及得到蒋介石“领袖人格”的保证后，他再次作出了一个让众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对此，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身为军人出身，对扣蒋之事，自认为是犯上作乱，所以在蒋介石口头答应停止剿共，一致对外后，他便急于放蒋，以表明自己无私欲的心迹。他是抱着负荆请罪的态度去南京的，甚至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他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死罪。
杨虎城对此愕然，他劝张学良：“放他就足见你我之真诚，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周恩来送给张学良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请他三思。但此时的张学良主意已定，而蒋介石在机场的一句“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则更坚定了他“人情送到家”的决心。
张学良想，我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他自认为这是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英雄之举，他却没有想到，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统治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他天真地设想着：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就一段千古美谈。
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这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并没有像张学良所设计那样演下去，千古美谈变成了一代奇闻。张学良高估了蒋介石所谓的“领袖人格”，蒋介石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齐桓公、唐太宗那样的开明君主，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风度，因为还未等张学良飞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12月26日，由蒋介石授意、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信口雌黄地将释蒋归结为张杨二人受到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之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果然，26日下午2时，当张学良到达南京城外的军用机场时，等待他的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他在宋子文、戴笠的陪同下，直驶南京鸡鸣寺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但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当晚，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出一点样子，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27日一收到张学良的请罪书，蒋介石马上迫不及待地将其与自己就此事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呈文一并递上，并装模作样地要求对自己“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对张学良则要求“依法办理”。为此，国民党中央于12月29日举行了第31次和第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会者都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未经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
由此开始，几天之内南京上演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审判、特赦、管束的闹剧，蒋介石为了给外间以“伟大人格”的形象，对此早有周密的安排，哪些事由他出面，哪些事由别人出面，他早就心中有数，成竹在胸。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将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临来之时对于有人可能要为难他，他早有所闻，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中央竟会对他进行军法会审。他百思不得其解，来到南京后，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面子，使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他对蒋介石可谓是惟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社会舆论的斥责等等，只要是蒋介石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住进北极阁的短短五、六天中，他渐渐发现事情并不象他想得那么简单，出门拜客虽是自由的，暗中却总有特务的监视，戴笠也不时来坐一会儿，先是要他写请罪书，现在竟敢当堂审讯。
张学良愤慨极了，他知道出庭审判，将意味着失去主动权，他在国人心目中将成为被告，从此，他便成为蒋介石任意宰割的对象。在愤慨的同时，他对蒋介石背信弃义产生了痛恨之情，他感到诧异，言而无信者还敢侈谈“人格”，自他看到那篇所谓“训话”起，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他不敢相信，流言、欺骗竟出于道貌岸然的领袖笔下！
同样感到愤慨的是宋子文，当初是他信誓旦旦地对张学良下过保证的，言而无信的蒋介石将他推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只得再次向张学良拍着胸脯保证：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为了表明他的诚意，他表示将陪张学良去法庭。
第二天的审判将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幕，他将如何谢幕呢？他又如何舍得谢幕呢？愤慨、懊恼、委屈之余，张学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张学良是全副武装，穿着上将军衔军装，精神抖擞、威武凛然地走进法庭的，他态度从容、毫无惧色，大义凛然、振振有辞，两个多小时的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谁也听不出张学良罪在哪里。这真是一场颇具戏剧化的审判：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还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条理，更具说服力，张学良的理直气壮和坦然，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简直就是做了一场政治报告。审判长李烈钧后来对人说起这次审判，犹对张学良称赞不已：“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的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问心不愧，无愧是张作霖的儿子！”
庭审至此，问不出什么名堂，李烈钧宣布休庭。确如宋子文所说，这个审判本来就是例行公事，判决书早已写就，少顷，审判长向张学良宣读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虽然在军委会受审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维持纪律”，“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但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法外施仁，重返东北军。所以在判决刚刚宣布时，他情绪很不好，似乎有自杀的念头。审判后，他被正式逮捕，在军警的武装押送下，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公馆，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这时开始，暗中监视变成了公开监视，张学良完全失去了自由。
对于张学良的遭遇，参加审判的人员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审判长李烈钧说：“张汉卿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独裁，谋求全国统一，一致抗日，何罪之有？”副审判长鹿钟麟更是直言不讳：“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然而，蒋介石还在接着演戏，审判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以表示他对张学良的“仁慈”。1月4日，张学良接到所谓特赦令，内称：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