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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他的巡防营也因此扩编为三个营，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升迁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06年，时任奉天巡防处总办的张锡銮是个精于骑射的人，有“快马张”之称。张作霖为了讨好这位顶头上司，特意从自己的战马中挑选了一匹最好的送给张锡銮，随后，又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借口，拜张锡銮为义父。在张锡銮离开新民赴奉天上任时，张作霖又从自己的马队中挑选了250名人高马大的骑兵，由他亲自率队，护送张锡銮直至奉天。这一系列的举动给张锡銮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不出张作霖所料，不久，来自奉天的任命书，就将他所部三营扩编成五营，他本人也被任命为巡防五营的统带官，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张作霖不仅官职高升了一步，更重要的是实力又有所扩大。
1907年，清廷在东北废除将军制，建立行省，徐世昌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上任伊始，就组织力量剿灭胡匪，在官军围追堵截下，大小匪帮或降或亡，清廷对徐世昌的政绩大为赞赏，但辽西巨匪杜立三的拒不投降，却使徐世昌寝食难安，大为头痛。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剿匪，张作霖认为这又是他立功升官的好机会，机不可失，于是十分卖力，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喜出望外的徐世昌立即奏报朝廷为张作霖请功，张作霖被朝廷赏银5000两，并提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不胜感激的张作霖进省来向总督谢委，徐世昌命督署总参议周树模代见，闲聊中周树模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受抚？”张作霖不假思索地说：“回禀大人，我想升官发财！”回答得非常干脆明确。
张作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所有，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如何抓住机会，再进一步。1908年，徐世昌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派他到辽源、洮南一带追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果然又一次不辱使命。此时，张作霖的军事实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巡防营扩充为七个营兵力，队伍增至3500多人。
这次剿灭叛国蒙匪之后，张作霖羽翼渐丰，野心勃勃的他不再甘心蛰居洮南一隅之地，他在耐心等待时机，蓄势待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奉天以张榕为首的革命党企图推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统治，宣布奉天独立。赵尔巽对此惊惶失措，因驻省会清军第二混成旅倾向革命，政治上不可靠，遂急电令驻防在通辽一带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前来救驾，以资震慑。政治头脑非常敏锐的张作霖截获了这个情报后，认为机会来了，于是日夜兼程，三天内到达奉天，积极镇压革命党的起事活动，挫败了革命党，维护了赵尔巽的封建统治。就这样，张作霖成功地为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下了坚实的踏脚石。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共和国大总统要职，身为清廷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奉天都督，节制奉、吉、黑三省。1912年，北洋政府对陆军进行整编时，经赵尔巽推荐，张作霖的巡防营被改编为陆军第27师，张作霖任中将师长。1916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一跃而为奉天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从此，张作霖由原本清廷一个小小的武官，成了民国的新贵，以其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形成。张作霖称霸奉天全省之后，很重视文治武功，不仅接纳了一批军校出身的新派，而且还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协助他治理奉天军政。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在奉天省安定以后，又着手兼并了吉林、黑龙江两省，1918年9月，北京政府屈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东三省军政大权。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大帅”，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也最终形成。
张作霖并非北洋军阀嫡系，但他插手北洋军阀派系斗争，纵横捭阖，夺权逐利，先后击败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的皖、直两系势力。奉系军阀迅速崛起，张作霖身为奉系军阀首领，在较长时间内控制着北京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历届总统选举，每届内阁组成，如果没有张作霖的首肯，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末代国家元首。
第一章 草莽出身的张作霖5、“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奉系和张作霖的崛起，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作霖在未入关之前，深知在满蒙做任何一件事情，抛开日本或无视日本都是行不通的，所以不管他内心喜欢不喜欢日本，只要日本控制着东北，他就要和日本合作，保持友好关系，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以图将来的发展；而对日本来说，蓄意吞并东北，进而侵略全中国，是既定的国策，他们也需要张作霖这样的人物来巩固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出于各自不便告人的目的，双方很自然地勾结到了一起。但张作霖毕竟是中国人，他也具有民族感情，在和日本交往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体面和中国应有的独立自主权，所以，他与日本帝国主义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特别是张作霖率部入关以后，他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小军阀，而是握有北京政权占有半个中国的大军阀了，他对国内局势有了新的看法——仅仅取得日本的支持远远不够了，已经不符合现实的需要，还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才能在北京站稳脚跟。同时，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借助英美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因此，入关后张作霖与日本的矛盾渐趋尖锐，最后竟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张作霖是个机智善变的人，他善于窥伺各时期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虚实张持，去钻空子。在几次打内战和他处境危殆，需要借助外力时，他会无视舆论反对，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甚至屈辱的条件，以获得支援，但事情过后就另改一副面孔，设词推诿，概不履行或承认。他在对日交涉上有一个秘诀——从来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也从来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预先就留下尔后耍赖不认帐的借口。而日本也以为签订正式条约，可能引起国际麻烦，于事无补，又觉得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不怕张作霖不就范，也默许了这种做法。
张作霖取得北京政权后，日本原以为他一定能顺从己意，解决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满蒙悬案”。所谓“满蒙悬案”，主要是指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地区的问题。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为取得日本援助以打败郭松龄，曾和日本缔结密约，密约中规定日本在我东北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等条款。但事过境迁，在打败郭松龄之后，张作霖深感这些条件太过苛刻——如果答应土地商租和杂居权，就等于承认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损失太大，照章履行的话，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将使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处处受制于人，严重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张作霖采取了不加理睬，避而不谈，以拖为上策的办法来对付日本人。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说“张作霖说话，说了不算”。
但对于日本陆军的及时援助，张作霖是心存感激的，他对左右亲信说：“日本人这次帮我，当然有所为的，我们对他的好意，也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我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力、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所托！”张作霖说到做到，他将自己存在日本正金、朝鲜两个银行的日金存款500万元，全部赠给关东军司令官，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当时表示：“日本人仗义扶危，武士道的精神，固然施不望报，但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便不能忘，这一点意思表示，聊以酬答日本人公私的协助好意。”
1927年8月，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再次提出所谓“满蒙悬案”问题，有一次竟盛气凌人地对张作霖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听了很不受用，他当即毫不示弱的反唇相讥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话音刚落，就起身送客。而后吉田茂每次到张作霖那里去谈判，只要一遇到对己不利的话，张作霖就立刻推说牙疼退席，借以拖延时间，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4支国民党新军阀联合起来，组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集团军，决定进行“北伐”，共同反对奉系和张作霖。北伐军一路打来，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日本更是趁机纠缠不休，趁火打劫，逼迫张作霖在满蒙问题上作出明确答复。然而，就在日本侵略者不断施加高压的情况下，张作霖在多个场合连续表示，“豁出去我这身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让子孙后代抬不起头来的事！”
1928年5月17日晚，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将日本照会面交张作霖，并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诱惑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警觉地看了芳泽一眼，正色道：“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轻蔑地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不紧不慢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