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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分明是不给我自由嘛！”张学良忍不住叫起来。
莫德惠劝张学良说：“汉卿，你要明白，你不接受这三个条件，你就不能自由。。。。。。”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猛然站起来，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
张学良缓了一口气，接着说：“至于第二条，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也不在我手里。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了！”张学良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如果为了自由，接受三个条件，我还是张学良吗？”
虎虽囚，患犹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放虎归山，那不是拿自己的权力、地位开玩笑吗？张学良早就看出蒋介石的忧虑所在，他说：
“委员长大概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不肯以违背真理和良心为代价来换取自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莫德惠对张学良的一口回绝表示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然而，莫德惠又对张学良的回答钦佩万分，幽居10年，张学良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热血男儿！
1957年9月，这种机会似乎又一次来到了，这一年，蒋介石要贺70大寿，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逢五、逢十给长者拜寿是非常重大的活动，又何况是“皇室”呢。一入九月，座落在阳明山下士林镇的总统府官邸就不断收到台湾各阶层各式各样的贺礼，日日人来人往，天天高朋满座。
也居住在阳明山，相距士林官邸不远的今日邻居，昔日曾以“父子”相称的张学良，也在思忖着自己该送什么贺礼。为了不失时机再次表达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愿，经过一番思考，张学良再一次决定，送一块怀表给蒋介石作为贺寿的贺礼。
礼物选定后，张学良又犯了愁：由谁送交这份贺礼才合适呢？自己是幽居之人，不应亲自前往；贺礼包含寓意，也不该被太多的人转手，最好能由委托之人亲自交到蒋介石手中。所以委托人至关重要，首先被委托者必须是张学良亲近信任的人，同时他又得有相当的身份，能够将礼物亲自送到蒋介石手中，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在交办中起到强调的作用。思来想去，张学良最后选定了张群。
张群果然不负众望，将礼物转送给了蒋介石，了却了张学良的心愿。接到贺礼，蒋介石心领神会，从西安事变至今，这是张学良送的第三块手表了，他心里十分清楚，知道张学良又在提醒他：“管束”22年了，应该恢复自由了。
不久，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被送到了张学良手中，这是蒋介石回赠的礼物。睹物思人，对蒋介石非常了解的张学良，手握这根手杖，立刻领悟了蒋介石托物示意的暗语：我们都老了，应该以身体为重，往事少想，你可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这次蒋介石回赠的礼物与前几次大大不同，似乎隐隐预示着彻底解禁张学良的时间不会太久了。阳明山景色依旧，寒暑易节，花开花落，两年来，在开满野花的山间小径上，在碧波荡漾的阳明湖畔，在造型别致的快雪亭下，处处都留下了这根手杖伴随张学良的足迹。张学良的心境渐渐地宽舒起来。
经历了两个寒暑，1959年春日，张群带着春意，踏着野花，兴冲冲地再度登上阳明山，带来了张学良期盼多年的喜讯：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从此解除军管会对他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二十二年的自由突然就降临了，张学良恍被惊雷击中，此时此刻，他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欣喜若狂，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他不知该如何迎接这迟到太久的自由。多少年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幻想着自由之后那舒畅快活的生活，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真的来到时，张学良竟异乎寻常的平静，异乎寻常的安详。
回首逝去的二十二年，张学良无怨无悔。尽管这场为了国家民族命运的兵谏，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时光都耗在了无穷无尽的幽居之中，然而，他耿耿此心，天地可鉴，他不惜把这牢底坐穿！岂料，就在他对自由已不抱幻想之时，“管束”居然解除了，尽管在解除“管束”后，蒋介石还留下了“为了对张学良负责，仍需派‘警员’保护”的叮嘱，但自由，毕竟翩然而至！
不管怎样，这段无以复加的千古奇冤，终于划上了句号，也早该划上句号！
第五章 剪不断，理还乱——与蒋氏夫妇的半世缘6、一笑泯恩仇
1975年4月6日凌晨2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时任总统府资政的张群打来的，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蒋总统已于几个小时之前平静离世了。张学良听罢一愣，睡意全无，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放下电话，他披衣站在窗前，望着屋外沉沉的黑夜，听着檐前唰唰的雨声，心潮起伏，思绪翻滚。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南京的隆礼相待，临潼的好言相劝，西安的兵戈相见，随后的奉命读书，颠沛流离，台湾的默默无语，一晃，竟四十多年过去了吗？张学良陷入了往事之中，无悲，亦无喜。
当年“兵谏”的枪声，打破了原本情同父子的亲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仇恨。蒋介石恼恨张学良的大胆和莽撞，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总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以解心头之怒。但是，张学良毕竟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大功于他，没有张学良的振臂响应和挥师入关，他蒋介石不可能统一中国，也不可能登上全国统帅的宝座；1933年，又是张学良待他受过，甘心顶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下野出洋；就以蒋介石最无法释怀的西安事变而论，若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能否安然无恙回到南京还未置可否，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
是的，这一切，蒋介石都无法抹煞和忘却，他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对他处以遥遥无期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固然有留作人质，还可利用的因素在内，但未始不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恩怨缠绵的矛盾心理。
而在张学良的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难以名状的感激。虽处幽禁，他的生活仍然是优越的，蒋介石指示，只要他高兴，用钱没有限制，军统局差不多用一个团的经费开支来执行对张学良的“管束”，除了自由，他的一切都没有变。而到了台湾后，不是也对他解除管束了吗？
对于蒋介石的去世，张学良并没有感到太大意外，这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不是张学良心胸狭窄，嫉恨蒋介石40年来对他的囚禁，而是从1972年以来，他就不断听到蒋介石时常患病，身体日见衰退的消息。有时，做礼拜在教堂相遇，张学良也感到蒋介石与以前相比，明显衰老。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堂的礼拜会上。与往常一样，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伴下，来到了自己固定的座位前，不同的是，那时的蒋介石已经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
张学良远远地望着蒋介石，但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礼拜会结束了，人们目送着蒋介石离开，留在张学良眼中的是蒋介石那虚弱不堪、颤颤巍巍的背影。张学良的心里涌上一阵哀怜，40多年的幽禁生活，早已使他对世态炎凉，云淡风清。他与世无争，淡然处世，有着基督教泛爱的精神。当时，他很想走到蒋介石面前略表关切和慰问，但他又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太了解蒋介石了，倘若此时驱身近前，身体如此瀛弱，举止已显迟缓的蒋介石，非但不会领情，肯定还会认为是对他的嘲笑和讥讽。想到此，他止步了。
没想到那次教堂相见，竟成为最后的诀别。曾几时何，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君主，何等的得意，何等的骄傲，何等的胜券在握，又何等的独断专行，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生命规律的运行。此时的张学良，深感生命的短暂，更觉名利权位全都是过眼云烟，不足为道。他不愿再去想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那已经微不足道了。他转过身，拿起电话机，拨通了士林官邸的电话，向蒋夫人宋美龄提出了吊唁蒋介石的请求。
蒋介石弥留之际，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6字交付蒋经国，并特别嘱咐蒋经国“不可放虎”，张学良没有想到，在他幽居四十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自己看成是一只虎！他后来对唐德刚教授说：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是很守旧、很顽固的人，。。。。。。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