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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笑着塞给我一万元说，张老板可真是一个严谨的人，咱们不赌大的，不过是去随便玩玩嘛。我把钱还给她说，怎么好意思让林小姐为我破费，随便玩玩的钱我还是有的。林小姐却执意让我拿上这钱，说初次见面，作为朋友就算她请客陪我玩一次。我只好收下这钱，觉得澳门女孩真是满有情意的。
在林小姐的陪同下，我去了赌场，紧紧张张地玩了几把，竟赢了四五千元港币。我的赌瘾一下被勾了上来，觉得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光往里扔钱，看来赢钱也是容易的。我揣上赢来的钱离开赌场的时候，林小姐笑吟吟地问：“张先生感觉怎么样，玩得还痛快吧？”
我望着林小姐感激地说：“感觉还不错，林小姐明天能再陪我来一次吗？”她用那种体贴入微的温婉的声音一语双关地说：“只要张总在澳门玩得痛快，我是乐意奉陪到底的。”那天夜里，在我下榻的酒店客房，林小姐用她温暖的女性肉体给予了我更深入的体贴。第二天在林小姐的陪伴下，我又来到另一家赌场，结果又赢了三四千元港币。赌场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有美人相伴，又有钱可赢，何乐而不为呢？
在澳门结束了周末度假，我虽然回到了香港，心却留在了澳门赌场和林小姐的身上。于是我利用一切闲暇往那里跑。至于林小姐，我每次来她都不离身边。我哪里知道，游荡在澳门各个赌场的放码（放债）人，已经把我当成了他们猎获的目标。一个无底的陷阱在等着我一步步走近。
第三部分挥霍无度的尽头是绝路（4）
张子浩沉默下来，悔恨地闭上双眼，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睁开眼睛再次讲下去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慨叹。
１９９９年春季的一天，经林小姐介绍，我认识了在赌场放码的郑家新。他怂恿我道：“常赌的人，要玩百家乐，这比赌大小容易赢。”他表示看在林小姐的面子上可以先放（借）三十万的码给我。我一想这空手套的好事到哪去找，我正愁没有大的钞票。我一直相信自己只要下决心去做一件事，最后总会成功的。我甚至幻想着自己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赌神，每天带着美人流连于各大赌场之中，过着潇洒快活的日子。而不再去当那个操心劳神的公司头目。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狂妄的自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盲目的侥幸心理，于当晚走进了“百家乐”赌厅，一坐上赌台，我就像充足了电的玩具猴，整个人一下子兴奋起来，那种忘乎所以的失控感和无所顾忌的冒险的悲壮感以及企图一夜之间扭转乾坤的刺激，超常的人生体验，不进赌场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我想这就是赌场抓住人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赌场不亚于战场。
另外我对自己的命运还有一种尽乎宗教般的迷信，记得小时候村里的一个瞎子给我算命，说我是全村有史以来最有出息的人，将来是大福大贵的命。我一直认为当个大公司老总只不过是福贵的开始。每次进赌场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瞎子的话，我相信自己大富大贵的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张子浩突然发出一阵怪异的笑声，吓得我毛骨悚然。他笑得直流眼泪。他伸出手掌去抹眼泪，却一下子捂住脸号啕大哭起来。他的身躯在哭声中剧烈地抖动着。我默默地望着他，觉得这个高大的躯壳已经彻底垮掉了。他终于使自己平静下来，带着一脸泪痕，用那种无限痛悔的声音接着说下去。
直至关进监牢那一刻，我才醒悟到折腾了大半辈子，虽然干出了不错的业绩，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我从来没有过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在思想作风上也没有严格要求过自己，做为一个党的干部，我做人起码的道德标准都没有，更谈不上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我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更快地得到升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谋取到更多的私利，让自己过上极端的享乐生活。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下，我能不腐化堕落，能不做出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事吗？能不走向自我毁灭吗？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和最终的下场对一些高层的领导干部来说，应该引以为戒。
说完了这一席话，他显出很疲惫的样子，声音渐渐平静和微弱下去。
就在我借了三十万的码，踌蹰满志地坐在赌台上的那个夜晚，我已经输个精光。退出赌场的时候我只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头在无限地涨大，两边太阳穴的血管在突突狂跳。我极度地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在赌场惨败，可是我已经没有资本可赌了。林小姐拉住我的手安慰我说：“张总，输这点钱算不了什么的，遇上点好气，一晚上就扳回来。没有点冒险精神怎么能赢来大钱呢，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更大的老板入码让你赌。”我毫不犹豫地说：“好极了，过几天我一定来会那个老板。”
张子浩的口气和神态都显得紧张起来。回到香港的第二天，郑家新就追上门来讨债。可我的个人账户上已经空了。我与郑商量说能不能容我几天时间，等款筹够了他再过来拿。郑当即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就顶在我的脑门上说，快拿钱，不然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黑社会的这一套架势我只在电视剧中见过，生活中哪里碰到过，我的双腿立刻就软了，冷汗也冒了出来。我哆哆嗦嗦地哀求他把枪收起来，我这就给他开支票。他只好收起手枪，重新换上副笑脸说：“我就知道像张老板这样的大股东，不会在这一点小钱上赖账的。”我拿出面巾纸擦了一把冷汗，今天算领教赌场放码人的厉害了，原来都用黑帮手段。话说回来了，没有这两下子怎么敢在赌场放债。
我只好叫来财务部经理，谎称急需付一笔贷款，让他开了一张３０万元港币的支票。
财务部的经理是中山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业务能力很强的年轻人。他呆呆地看了我片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故意避开他的视线，板出一脸总经理的威严劲。他很勉强地说了一句：“那好吧。”郑家新拿到３０万元的支票后，一脸友好热情的表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张老板，下次去澳门，有什么事只管找我好了，兄弟一定全力以赴。朋友一场，可以放给张老板更大的筹码，保您过足赌瘾。”
经他这么一说，血一下子又冲上我的脑门，此刻我恨透了赌场，却又无论如何都离不开赌场。我已经被逼得动用公款，我不会让我的钱就这样轻易地打了水漂，我做任何事情都决不服输的。
张子浩挥动着手臂，眼里闪出一种执拗的神情，脚镣在水泥地上碰撞的声音更响了。
１９９９年夏天，在林小姐的陪伴下，我迈进了澳门鸿福贵宾厅赌场的大门。赌场老板伍国梁很慷慷地放给我１００万港币的码，可是几场下来，这一百万的码又打了水漂。此刻我已输红了眼，我就是搞不懂，就是不服气，为什么自己总是被对方吃掉，同样是赌，为什么别人能轻而易举地赢到筹码，而我却只有白白往里扔的份，我跟伍国梁商量，能不能再借给我１００万的码。伍国梁答应了。可是这１００万的码最终又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赌场的。进了酒吧，我一口气喝下五杯冰镇扎啤，整个人晕乎乎的飘进了云里雾里，让我暂时忘记了自己是个负债累累的赌鬼。
我前脚回到香港，伍国梁的讨债人马后脚就到了。我打电话给一个跟我关系很铁的建筑公司老板，授意他以建筑公司借款为名，责令一下属分公司的经理开出３００万元的支票，转到建筑公司的账上，又从这家建筑公司的账上转给了伍国梁。我用这个办法在这家分公司又开出２００万元的支票，可是一个晚上又在伍国梁的赌场输个精光。这时候我已经赌到丧心病狂的程度，白天坐在办公室里，精神恍惚，根本无心料理业务，眼前晃动的都是扑克牌和一摞摞的钞票，筹码，酌摸着赢的策略，夜里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想着那被赌场白白吞掉的５００多万元。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骗光的傻瓜，心里燃烧着复仇的熊熊烈火。有时候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又全是噩梦。时而梦见赢了一大堆钞票，成了赌场中人人羡慕的最威风的人物，时而又梦见自己把公司也抛进去输光了，被伍国梁赶到街头，公司里所有的职员一拥而上将我撕扯成无数碎片。惊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大汗淋漓。我告诫自己说就此罢手吧，好好经营公司，那点钱很快会赚回来的，再赌下去越陷越深，真就没有好下场了。可是，我心里对赌场的那股邪火怎么也压不不去，赌瘾像阴魂附体一样驱也驱不散，脑子里时时刻刻盘算的依然是如何在赌局上获胜。我就是不服气，赌场上那样多的赢家，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若是不能在赌场上翻一回身，我这辈子会死不瞑目的。我咬咬牙把心一横，豁出去了，我要再碰一把运气。我以购货为由指令财务部经理分别给我开两张２００万和３００万的支票。财务部经理声称手续不全，拒绝开这两张支票。我威胁他说不服从公司的决定就辙他的职。他口气坚定地说，辙职可以，但支票坚决不能开。我火冒三丈地当即将他从公司开除出去。我指令财务部的副经理将５００万的支票开出来。那是２０００年的４月份，我包里装着５００万的公款，像一个奔赴疆场的壮士一样赶赴澳门赌场。心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一腔豪迈的激情。
可是令人无比气愤和沮丧的是，这一次我又血本无归。
张子浩高大的身躯整个瘫软在椅子上，无力地垂下头去，脸色变得异常惨白。
１０００万元的公款被我赌进去了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我的心头充满了恐惧，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的好日子算是过到头了。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我就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