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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话说到这份上了，还说没有让人犯错误的意思。我套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当我国国家上层组织和基层组织已经到位时，建立连接上下的一套政治、法律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我想，这大约也是我们这一次社会大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是我们民族的良心与智慧的一次重大考验，甚至可能还会经历程度不小的痛苦。就个人而言，我肯定希望这种痛苦越小越好。如果不是如此，也没有办法。毕竟，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综合条件的具备。历史上，不如人愿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了。
读张居正的奏疏时，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难尽。一个年近五十岁的首辅大臣，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总理大臣了，诚惶诚恐地跪在一个十岁不到的小皇帝脚下涕泪交流，口口声声称小皇帝对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仅仅是小皇帝在张居正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搏杀之后，表扬了他一句：“先帝说你是忠臣。”
诸如此类之表现，差不多在中国以往的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文化名人那儿都能看到。我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具有重大缺陷，这就是理由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痴的文化。我肯定没有用今人之标准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若连这种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话，那才真正是一个贱骨头！
四、明朝的宫廷问题
刘：明朝的太后问题比较有意思，穆宗陈皇后和神宗（万历）生母李皇后对张居正的充分信任。仁宗朝的张皇后，宣宗朝的孙皇后等在历史上的评价也还不错。
李：朱元璋的祖宗家法里面有一条，就是不许皇太子和功臣贵戚联姻，大约是汲取了历史上外戚专权乱政的教训吧。因此，大明的皇后只出自平民家庭。这些清白人家的女孩子，一旦成为母仪天下或以天下养的皇后、皇太后的话，若说她们会对万分复杂诡异的帝国政治具有洞察或者操控能力，显然是成问题的。何况朱元璋的另外一项祖宗家法就是严禁后宫干政，因此，当他们年幼的孩子成了皇帝之后，她们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当然就是选一个或几个大臣信任之。情形大抵如此。
刘：明清王朝晚期都有君主无子的现象。明代晚期，先是武宗无子嗣，亦无同父兄弟，只好由堂弟继位承统；天启七年，熹宗病逝，无子，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清代晚期也有这样的例子。
李：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中国历朝历代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在生殖上都是如此。这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这可能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人类学选题。但若说有明一代特别严重，则要推敲了。
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没有子嗣是事实。这可能与他大婚一年就搬出大内住进豹房，从此不再与宫中妃嫔同居，一心一意地和那些莫明其妙的女子厮混有关。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则是有儿女的，至少有两个儿，只是后来夭折了。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在其中捣鬼所致。清代晚期除宣统外，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绝后，则大约是和慈禧太后有关。
此外，没有证据能够支持明清两代皇家子孙与前朝比较特别退化这个说法。这一说法之所以特别盛行，我想可能和其事离今天更近有关。
五、关于王朝系列
刘：“往事”已出了“大宋”、“大明”。你坚持用“大”，我就不再说什么啦。是否有想法写个“往事”系列？下一部该向后了吧，宋以前？听你的意思，历史上几无一个可圈可点的朝代，过分了吧？你概念中可圈可点的朝代如果还有，举一二个？
李：这个系列里的第三部是写秦代的，现在已经完成一半多了，很好玩。
我可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我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时代不少，如汉、唐就是，宋也是。假如可能，我的第一志愿也是选择在北宋仁宗年间生活，肯定比生活在今天的巴黎、伦敦、温哥华好。虽然这些朝代都不是“完美”的。
刘：尽管你不情愿，还是请你给自己的角色定个位吧，哪怕近似呢。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对此感兴趣；
李：一头闯进历史瓷器店里的不算太野的牛。店里真正的古董和珍品很多，假冒伪劣亦不少。这头牛欣赏那些珍品，也撞坏踏碎一些假冒伪劣。而无论如何，店主人大约都不会欢迎一头野牛的光顾。
“林泉高致”
■ 石 松
近来翻阅几本关于中国画论的书，由其中关于山水画论的部分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山水画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文人精神追求的某种关联，尤其是与隐逸文化的联系。
传统中国文人相当讲究某种高雅情趣的追求，与琴、棋、书、画向有不解之缘。而在这“四雅”中，同样具备观赏性的书、画，更是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宋朝以后，文人在习书之余，莫不爱画上几笔山水云石，或者兰竹墨梅，并且常常自称以作书的笔法作画——这既体现了书法和绘画之间的直接关联，也体现了文人把书、画称为“墨戏”、“清玩”的意义：这是士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情趣，一种寄托和消遣。于是，很自然，作为一种雅玩和清赏，文人作画就更乐于画那些更能寄托情感、抒写性情的山水和花鸟了。因此传统文人画中，山水、花鸟画（而非人物画）一直是主流。这是从“画”与“书”的关系而言的。但若细究之，其间还有区别，尤其是山水画，它的形成另有画外的渊源和自己的精神追求。简单地说，中国古代山水画的产生和发展与隐士有关，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追求——隐逸思想或者隐逸文化有关。中国古代历史中源远流长的隐逸之风，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山水画的发展，提升了它的品位。
中国古代的隐士有两个根本的特点：一、隐士首先必须是“士”，“士农工商”这“四民”之首的“士”是有特定社会身份的读书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二、这些人拒绝了常规的人生模式：“学而优则仕”，他们拒绝仕途，选择了自我流放，“隐居以求其志”，是明确表示了政治上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文人。隐逸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尧舜时期的许由、巢父肇其始，表明隐者并非都是因为政治生态恶劣，只是老夫不愿意为官而已。稍后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这种态度无非是在列国纷争，需延揽治国谋士的背境下，要求士人慎重政治投机，但却使隐逸从原本彰显个性自由的行为，演变为整个士大夫阶层所应该具有的政治不合作的精神准备，成为大夫们在失意官场后一种必然选择。有趣的是历代所有的官、私文本对隐逸都极为称道，显示出传统语境对“隐逸”这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不合作运动的宽容。士大夫也敢于放言：“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张载：《招隐诗》）因此，从渊源上来看，隐逸这种特殊性的文化形成，一方面在本质上仍反映儒家人世情怀，为失意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朝野自由转换的政治游戏能够减少党争，保持了士大夫阶层整体上的稳定，是朝野乐见的政治生态。
隐逸文化一旦形成就按照自身的特点发展。士人隐居，开始也许是出于一种政治态度和政治选择，但是在其实践过程中，却逐渐转化成为实现自我，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样一种态度和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追求，并最终趋向一种审美境界的文化追求。在这个过程中，隐士们以自己的价值认定、人生实践和文化创造，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隐逸高下的评判一点也不输于士大夫的功名标准，在立言、立功、立德的市场消失之后，隐者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在朝在野、玄言清谈、禅道神巫，人人可以玩得，而图画山水非有禀赋和体悟方可，画山水也因此成了反映隐逸文化最好的载体。它的风貌，它所体现的情趣格调，都与隐士所追求的价值理想息息相关。
一般说来，隐士都是一个时代中的高洁之士。这决定了一种总的隐逸传统、隐士风范的形成。这些才高志洁之士的归隐，当然首先是由于现实政治与他们的政治理想之间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不愿接受当下的现实，也不屑于与世浮沉，虚与委蛇。他们的“隐”因为同现实的不相容，他们的“逸”是对朝政的无奈。但是“隐逸”并不等于他们放弃社会价值的评判，而是采取了相反的价值评判标准。一旦走上隐逸之路，士大夫们也由此渐次成就了对文化理想的一种追寻——因为选择了离群遁世，就必须靠自己的文化素养来维护自己的选择，使隐居生活既超凡脱俗，也具有生命乐趣。只有这样，才足以支撑他们遁世避俗后在山林丘壑间的孤独中，创造一种属于自己，更属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审美境界。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良士择主而仕”的政治原则为“隐逸文化”提供了逃避政治的合法借口之外，老庄的道家思想为隐逸文化的追求境界打下了哲学上的基础。尤其是在政治生态极其恶劣的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因党争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士大夫就有李膺、何晏、稽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这种严酷的政治现实也迫使士人需要选择另外的场地一较高下。在道家精神的支持下，这种彻底放浪形骸的隐逸生活就容易走上极端。晋人笔下，士大夫最好是连名都不要为世所闻才是真隐！巢父批评许由亲口说自己不愿意从政的虚伪：“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其隐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