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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商承祖（1899～1975）曾留学德国，亦是北大德文系的早期学生，后任中央大学德语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主要著作有《德国文学史》，译作有《双影人》《怠工者》等。商承祖先生的著作现在颇难寻考，但久为其同学、同事兼友人的张威廉先生回忆说，他的德文很好，中文欠佳。（参见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载《博览群书》2005年第4期）
总之，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梳理，现在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量的史实湮没，需要有心人仔细搜集、精心考辨，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面目。对这个问题，国人可能不太关注，但事关学术史本身演进的事实清理、经验总结，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关联甚至对当下学术路径的继往开来亦多少具有作用，故不能小视；海外的德国学研究者则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可他们所能依据的，又往往只能是中国研究者提供的材料，譬如就颇有德国学者沿用北大德文系建于1922年之说，这明显是个简单的史实错误。我手中的材料目前只足以否定1922年说，而不敢坐实究竟是哪一年正式建立的，因无论是前人记忆还是北大档案馆资料，都未查到确证。若能有贤者指点，最是感谢不过。
附：
叶隽学友：
惠书诵悉。所附大作也已拜读，收获实在不少。特别要感谢你纠正拙文的错误，得免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我想，你指出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你长期专心研究有关问题，我呢精力却主要放在德语文学译介和歌德研究，偶尔闯入你擅长的领域纯属随缘和客串。所以，我很高兴，自己抛出一块偶然拾得的“破砖”，却真引出了“美玉”。
顺便提一下，去年在巴黎见到吴晓樵学友，他也以确凿的史料向我说明，那张毕业照上戴着很多奖章的青年是唐性天，不是我的恩师冯至，解除了存在在我心中的悬疑。为此我也很感谢吴晓樵。
真诚地希望你和其他年轻学友继续努力，把你我都认为十分重要，但却一直无人问津，遭到普遍忽视的中国日耳曼学史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不知大作发表时能否于文末附上我这封信，作为我对你的“商榷”的回答？
顺颂撰安！
杨武能
2006年1月于德国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艺体制改革
■ 傅 谨
这次以“文艺与市场经济”为主题的大型学术会议，是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论坛”首次年会，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各位方家一起讨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文艺体制改革问题。
我们这个论坛之所以叫“北京文艺论坛”而不是“首都文艺论坛”，是因为我们希望在这里讨论全国文艺界的事情——我们要谈的是中国文艺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谈北京这个城市的文艺现象。什么是中国文艺面临的问题？刚才很多专家都在讨论中国文学艺术的变化，我注意到，似乎多数人谈的都是最表面的变化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集中于北京或者集中于很少的几个大城市。而在我看来，我们谈中国的时候不仅要谈北京，谈最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同时我们的视野必须扩及到全国各地；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演出市场时，不仅要看到北京的演出，以及那些在北京上演的引起广泛关注的剧目，同时也应该看到那些在远离中心、远离城市的地方，比如说在西北某个小村庄里的戏剧演出，看看那里是谁在演出以及演些什么。只有同时注意到所有对象，我们所谈论的中国才是完整的中国。中国不仅仅是我们在都市里看见的很少的那部分吸引主流媒体眼球的内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许多结论都会不同。很多专家学者都谈到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很多变化，我今天要谈论的文艺体制问题，却是不变的东西，我是想说它本来有很多可以发生的变化和必须发生的变化，但这二十多年来其实很少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社会有非常迅速的发展，在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方面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中国的世界地位和中国人的形象，近二十多年里也发生了非常之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面前，文化艺术整个行业的情况怎么样？要让我来做这个结论，我会说，这二十几年来我们的文化艺术行业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面前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很不成功。最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文化艺术行业远远未能分享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巨大的效益和成就。因为从宏观看，艺术行业的变化其实很小，整个文化艺术行业的发展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得非常可怜。
当然，我们的文化艺术体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如果分门别类看，各个门类之间是很不均衡的。如果我们把视线聚焦于文化艺术事业上，应该说没有变化的部分或者变化很少的部分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比如说文学创作这个群体，现在确实有一小部分小说家，他们的小说能够获得不菲的发行量，他们也有很高的收入，但如果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看，这样的小说家在整个作家群体里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作家的小说能够印三五万册就是了不得的数字了，每年里能够印上几十万册的小说，总数恐怕在两位数以内。在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家里，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整个文学创作群体，除了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人的小说和诗歌都得需要补贴出版才能问世。因此，看起来我们国家每年长篇小说的生产量很高，但到底有几部是真正具有市场效应的，很多文学研究专家都只能给我们一个让人灰心丧气的回答。
美术也是这样。有不少专家说到拍卖行的火爆，但我们知道能够走进拍卖行的只是整个造型艺术创作群体里非常小的部分，除了这个小群体以外，我们还要看到各级文联美协里的大量“专业画家”，就像作协的“专业作家”一样，我们有一个从全国文联一直到县文化馆的非常庞大的“专业化”创作群体，而对于这个专业画家群体来说，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给他们带来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很难说，只有极少数的画家，比如说北京画家村里为海外收藏家创作的少数画家，以及像陈逸飞等极个别的画家，算是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美术市场中的巨额收益。
影视剧也是这样。现在整个电影业的创作状况其实是悲凉的，整体上仍然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每年电影发行量和票房都非常低，而且这个非常低的票房，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进口的所谓“大片”，本土电影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并且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却没有人看电影，也拍不出有人看的电影，这是为什么？前些年我们每年拍一百部左右电影，2004年开始有所增加，不管数量多少，反正是多年里拍的那些电影，能够盈利的电影不到10％，甚至更低。因此，要说现在电影业的景气度，不仅远远不如二十年前，甚至也远远不如五十年前、八十年前。可能只有电视剧行业是畸形发达的领域，几年来电视剧的发展几乎抢尽了所有文化艺术门类的风头。
我从事戏剧研究，因此，还想重点和大家讨论艺术表演行业的状况。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目前有两千六百个艺术表演团体，它们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呢？两千六百个艺术表演团体里当然有一部分是经营情况比较好的，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行业已经陷入很困难的局面。从剧团数量上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剧团的数量在不断地萎缩，剧团数量最高峰的时候是在1964年前后，1980年以后达到第二个高峰：全国的国有或县以上集体所有制的剧团从1952年的一千七百个增加到了四千左右，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数字就在不断地萎缩，从近四千个开始下滑，到2003年萎缩到两千六百个以内。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这两千六百个剧团是成天演出的，不是这样的，里面至少有1／4常年根本不演出，还有很大一部分演出是不正常的。因此，近二十年来，剧团演出的总场数在不断地削减，演出的场次从1985年以来也在不断地削减。因为改革开放，社会飞速发展，但社会在飞速发展，整个演出业却是在不断地萎缩。全国剧团演出的总量以及演出的收入变化的轨迹是单一的趋势——处在不断下行的过程中。这些年里，我们的演出总量从70万场到了40万场以内，观众人数也是这样，在2000年左右达到了4亿以内的最低点。观众下降的绝对数字是惊人的，1985年全国每年欣赏演出的人次是7亿多，现在下降到了不及4亿人次，而从1985年以来到现在，我们国家的人口则从10亿增长到了13亿。
如果看演出的总体收入情况，就更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从1980—2003年这二十多年间，剧团演出的收入从1．8亿增加到7亿，增长了4倍，但是众所周知，这期间物价增长远远不止4倍，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更是远远不止4倍。在整个社会因为向市场经济转型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剧团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不仅没有相应地水涨船高，它的市场赢利功能反而显示出不断萎缩，不断衰退的趋向。1980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给所有国办剧团的补贴是2．2亿人民币，那时候两千六百多个剧团的演出总收入是1．8个亿——国家给剧团补贴2亿多，剧团自己靠演出也能创造近2亿票房收入，这已经不是一个能让人满意的结果了；而到2003年，国家财政给剧团的拨款总数已经高达27个亿——我每次说到27个亿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特别加以说明，这27个亿不是国家给剧团的所有钱，这27个亿不包括国家给剧团造剧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