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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一提的是，老知青当中的一些人的家庭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学业成绩也不错，却主动放弃了升学机会到山区寻求理想，用青春来描绘中国农村的美好画图。老知青中许多人至今还保持着一颗童心，对大巴山的那段经历保持着诗情画意的记忆。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跟今天的社会似乎有点不合拍。但是，透过它们读者或许能发现人生最可贵的东西。
“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厄运和不公可能摧毁某些人的意志，动摇他对人类的信心，他可能成为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人，他可能堕落、可能自杀。但是，这不是老知青的精神状态，不是老知青的生活态度。我希望读者在这些发自内心的文字里，看到的是一种历经人世艰辛后的达观和宽容，一种对往昔峥嵘岁月的眷顾，一种对多变人世的泰然接纳，因为我们毕竟得到了许多。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受惠于许许多多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场友；那些爱护过、帮助过、保护过我们的人，还有那些不理解我们、刁难过我们、甚至迫害过我们的人。正是那些跟我们或朝夕相处、或萍水相逢的人教会了我们识别真伪、美丑，善良与邪恶，正是一个接一个的逆境促使我们在否定虚妄的理想的同时重新建立对生活和人类的信心。“虽然我们早已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满改革精神的时代，然而在那苍苍郁郁的大山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和故事，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永恒萦绕的思念”（杨必仪：《我的“上山”与“下乡”》）。对于老知青自己，大巴山的那段经历其实还有更深的哲学意义：“我梦中的峡谷叠翠重荫，高大的水青桐、马尾松、杉针与熊松以及叫不出名儿的树，散发出特有的树脂气息。当雨后初霁，阳光点点，树梢的水珠就折射出万千个小太阳，树林变成活脱脱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心迷神驰。我走在峡谷里，心灵莫名其妙地就获得了归属感，仿佛一下子寻找到了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久违了的故土家园。于是，那个‘跋涉无尽峡谷’的意象就获得了某种新鲜含义，成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弹”（黄良：《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心灵难免有些连岁月都难以抚平的创伤。一些老知青朋友至今不愿动笔，就因为他们不愿意揭开心里那些仍然在流血的伤口。许多朋友经过思考再三才坐下来记述那些苦涩的日子。这本书里的许多文字拌合着辛酸的泪水，发自多年深藏在心底的悲怆和悔恨。离开大巴山许多年了，我们当中一些人还经历了若干辉煌的时刻，但仍然在梦境中一次又一次回到巴山，在梦中重温那些“无可名状的失落感”甚至深陷泥沼、不能自拔的绝望心境。但是我们没有变成虚无主义者，我们拒绝接受侏儒哲学。相反，从梦中醒来，我们信步走进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我们怀着满腔的希望和爱心，祝福我们的子女，祝福中国的未来，祝福世界的未来。
中国人向来珍惜历史，素来有史学的优良传统。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中国的史学界更增添了新的方法，新的视野。尤其是社会史在中国更是方兴未艾。社会史的目的，是通过对社会结构要素、包括社会阶层、群体的经历和状况的考察，揭示社会演变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无声的群落》里的文章是老知青个人经历的忠实记录，也包括了老知青群体经历的忠实写照。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我们可以预言：这些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和文学创作的无价之宝。
今天，世界正在被科学技术量化，人生被金钱和物质异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正在取代古朴的道德理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放纵与操守之间进行着困难的选择。但人类文明如要继续存在，就总是需要一点精神、需要几分关爱的。在这个日益缩小的星球上，人类的竞争和自我满足终归有一个无形的极限。等到人们发现对物欲的追求危及到人类的继续生存时，他们一定会回过头来寻求那些曾经支撑过艰难时世和苦乐人生的精神财富。那时他们也许会发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那块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化园地里曾经绽放过《无声的群落》这样一朵不甚耀眼但却美丽的鲜花。
（《无声的群落》，重庆出版社即将出版）
想起了
坚韧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的独行路上凝聚。
晨光在群峰之巅静静升起……
——＇德＇M·海德格尔
正是晨光升起的一瞬，我给这部书的最后一条校注画上了句号。在随之而来的万千思绪中，我首先想起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巨著《尤利西斯》。
当然不是此刻第一次想起。从二十年前刚刚着手为校订这套“红楼梦脂评校本丛书”作准备不久，便因读到我国首次翻译面世的《尤利西斯》选译本（金隄译，后来又读了他的全译本和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另一种全译本），而时时将这部西方文学的惊世奇书，同我要校订的《红楼梦》脂评本作比较和联想。
这两部产生于东西方不同人文背景的文学巨著，尽管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内容独特，手法新奇，内涵深广，问世后毁誉反差极大，而它们所展现给世人的魅力却是无穷的，同时又伴随着数不清的谜团与困惑，乃至各自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专学——红学与乔学。我总觉得，东方的《红楼梦》和西方的《尤利西斯》，就像一对青春永葆又美艳绝伦的孪生姐妹，不论时光怎样流逝，风云如何变幻，似乎都会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为之倾倒，颠狂，甚至迷恋终生。
不过，我此时想起《尤利西斯》，却并非因为这些。我更多想到的还是它的版本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若干纷争与进展。在这一点上，它和《红楼梦》是既像又不完全像。
乔伊斯是在他四十岁那一年正式出版《尤利西斯》的，此后，他又亲历了自己这部巨著从屡遭查禁到好评如潮的历史性转变；到他六十岁辞世之年，他本人及其作品在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曹雪芹和他的作品却没有那样的福分。曹雪芹是在穷愁潦倒中至少八易其稿，却依然没有写定他的《红楼梦》；而且到了同样的“四十年华”，曹雪芹不仅没有来得及像乔伊斯那样正式出版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反倒“书未成，泪尽而逝”（脂砚斋语），连这部书在此后经辗转传抄和在后人付梓印行的整理中所发生的种种差错与擅改，他本人都一概不知。所以，《红楼梦》在版本上的复杂性与问题之多，可谓举世罕见。《尤利西斯》在这一点上和它比起来，恐怕就只能算“小巫”了。不过也得承认，《尤利西斯》的版本混乱，虽不及《红楼梦》那么严重，但比起东西方文化史上其他作家的作品来，也堪称“名列前茅”。
乔伊斯这部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的极度标新立异，和文字本身的晦涩难懂，当然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处境所带来的作品每遭篡改，则是更重要的原因。自从他这部作品的一些章节于1918～1920年间在美国一些杂志上连载以来，便开始被以“有伤风化”等指控而屡遭禁毁与肆意删改。1922年在法国首次出版全书，又因是由不懂英语的法国工人手工排版，其间所出现的错漏与误植可想而知。乔伊斯本人在修改这些校样时又无原稿可以核对，只能凭记忆去仓促改写，由此而出现的诸多文字歧异，以及他那潦草难辨的修改文字再次被打字员和编辑作了大量擅改处理，都给这部巨著的文字错讹与版本混乱埋下了难以治愈的病根。说起来，这部书在乔伊斯生前还曾多次修订重版，并被许多国家一再翻印，却由于乔伊斯长期处于一种在欧洲各国“自我流放”、居无定所的境地，这些重版与翻印的书，在具体的编辑和校对上，大多只能由他的朋友去代劳。所以每重印一次，都可能增加一些新的问题。直到乔伊斯 1941年在苏黎世病逝为止，他始终未能对此书作一次全面彻底的修订。如此一来，历年所出各种版本之间的文字歧异与纷争，也就长期难以平息。
可是在1982年为乔伊斯隆重举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前后，西方文化界却对《尤利西斯》的版本问题，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正本清源工作。首先是美国纽约的一家专门出版古籍和手稿真迹的加兰出版公司（Garland Publishing，Inc），从 1978年开始，便将过去分散珍藏于世界各国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乔伊斯手稿，以及他亲手修改的校样等种种原始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陆续影印出版了一部长达63卷的《詹姆斯·乔伊斯档案》（每套售价2500美元）。这一点，也是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所永远无法享有的。因为迄至今日，别说是《红楼梦》的原始手稿，就是经人整理誊抄的历次定本原件，也早已荡然无存。如今能够影印出版的，仅仅是后人辗转传抄而作了不少擅改、同时又各有其抄误和夺漏的《红楼梦》历次定本的过录本。相比之下，二者在研究、整理和校订上的难易之别，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文化界解决《尤利西斯》版本问题的第二个重大举措，便是由当时的西德慕尼黑大学教授加布勒（Hans Walter Gabler）带领一个专家小组，并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