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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向士大夫看齐，以致演成奢侈颓废之风俗。今日不然，以农工为社会中坚，必业此者乃为人民之本位，故工人之生活即全国人民之标准生活也。不悟此旨，则不能适应时代，又非具有最大决心不能改变此生活方式。”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是更显著的例子。北平解放后，励耘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陈垣在公开和私下的谈话中表示，“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和以前大大的不同了……我今年已七十，可惜闻道晚矣，但是本人一定努力地跟上去”。同年4月，陈先生更抛出了那封著名的致多年学术知交胡适的公开信，信中说：“我第一次意味到我们对历史所作的全部研究工作是主观的，是不科学的”。现在重读这些文字，笔者并不想作什么惊人之论，只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分子为融入新时代而付出的真诚的努力，只是这种真诚的努力是否有知识分子预期的效果，是否为外界所满意，还值得探究。关于这一点，宋云彬 1949年5月的一首诗很值一读，题曰《自嘲》，诗云：
结习未忘可奈何，白干四两佐烧鹅。
长袍短褂夸京派，小米高粱吃大锅。
避席未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
中层阶级坏脾气，药救良方恐不多。
“结习未忘可奈何”，是自责，怨怼，还是略带几分文人的傲气？在宋氏1949年的日记中我们还看到他深以参加“冗长之报告会”为苦，屡屡逃会的记录。应该说，在大变动的时代自觉有几分不适应，而且把这种不适应表露出来的知识分子，像宋云彬这样的并不多。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手头有一本这次大会的《纪念文集》，其中收了部分作家在会上的发言稿。和作家们过去的文字相比，这份发言稿从题目上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是来学习的》《新的诞生，旧的灭亡》《人民改造了我》《在学习的路上》……像情感的流露，心境的反映，更像对一个新时代的表态。到了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城楼升起的礼炮，这种流露、反映和表态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巴金面对如海啸般欢呼的人群，感觉到了“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溶化在群众的感情中间”，撰文表示“我要写”、“写人民的胜利和快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而最为精彩的一笔则是胡风用浓墨泼下的：
时间开始了！
是的，时间开始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谁也不知道即将上演怎样的剧目，自己将会担任怎样的角色……
（《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版，12．30元；《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30．00元）
什么是勇敢
■ 何怀宏
我发现自己更喜欢读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尤其是“军事作品”，它们看来更健康、清新、自然、切合常识、让人愉悦。他后来的思想也许更深刻，但也偏执，还不是只折磨自己的偏执，而是也折磨别人的偏执——甚至是更厉害地折磨别人。他后期的渴望无限和永恒不是像帕斯卡尔那样的温和的劝说，主要涉及自己，而是试图整个改变社会、动摇一般的政治秩序，希望所有人变为新人，使人们完全洗心革面，诸如禁绝情欲、彻底奉献、绝对不服从国家、废弃私有制、不服兵役、绝对不以暴力抗恶……而那是众人、甚至他自己也难于完全做到的，是他笔下圣徒似的人物谢尔盖神父也很难做到的。他后来不仅自己有一种超凡入圣的渴望，也有一种以这种理想救世的渴望。可是，在早期的作品中，托尔斯泰更尊重和赞扬普通人的可能性，那时他持有一种平和心。
我没有多少资格谈艺术，只是撷取一些我注意到的具有思想意义的突出点。之所以做这件事，除了自己喜欢，还因为看到了太多的流行的思想误读。这种误读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因为世界大变而有所变化。我看到，人们接受的诸多“二十世纪的偏见”——真应该对它们进行一次专门和仔细的清理——是多么深地缠绕着人们的头脑，它们现在仍然经常堂而皇之地印在这些名著的开头来作为“导读”。
怕应该怕的
《袭击》写于1852年，作者24岁。在这个以“志愿兵”口吻写的小说中，他深刻地把握到了“勇敢”的含义，那就是来自柏拉图《理想国》中对“勇敢”的定义：怕应该怕的，而不怕不应该怕的。亦即从责任心出发，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动机出发——诸如虚荣心、好奇心、贪心——去冒生命的危险。甚至出于正当的对家庭的责任心而避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这部作品中，年轻、非常招人疼爱的准尉阿拉宁死了，因为就像《战争与和平》中年轻、可爱的少年彼佳一样，他要主动奋勇地追击敌人。一个老兵看着他受了致命伤回来，抑郁地说，“他什么也不怕，哪能这样！”当他人问老兵：“你难道怕？”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可不！”
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到1967年的时候武斗升级为枪战，死的多是中学生，大学生就少得多，更不用说拖家带口的成年人了。那些少年无所畏惧，总是冲在最前面。其中有一个死者叫“向东”，我读过一本附有照片的介绍他“英雄事迹”的铅印小册子。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年轻、英俊、慷慨、无私，他正像阿喀琉斯的母亲所期望的那种男孩：“长大了会让许多姑娘爱他。”但他很早就死了。现在大概没有什么人记得他了。
而小说《袭击》中真正成熟和勇敢的人其实是大尉。他身上没有多少英气，但是朴实、节俭、充满真情。他虽然很少给母亲写信，但当收到母亲的礼物时候，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当志愿兵问他为什么要在这危险的高加索服役时，他说，“该这么做嘛。另外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很有用的。”他在战场上和平日没有丝毫不同，不说任何豪言壮语、伟大的字眼，毫不装腔作势。志愿兵想，这是因为他怕这样反而败坏了伟大的事业，其次，一个人既然感到自己有能力做伟大的事业，便用不着说任何话了。但在我看来，他可能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伟大。
我喜欢这篇小说，还因为作者在大自然的恬静的美面前感到了战争的不自然。作者写道：“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会感到挤得慌吗？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里能够留存愤恨、复仇或者非把同胞灭绝不可的欲望吗？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的东西，在接触到大自然，这最直接地体现了美和善的大自然的时候，似乎应该荡然无存啊。”
不过，自然界也并不总是这样恬静和温柔的，它也有动荡和残酷的一面。如此来看，人类的战争也就不是完全不自然了。只是，武器的飞速进化已使今天的战争变得无比凶险，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游戏和锻炼、洗礼的意味。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打不起一场大的战争了。他们不能不怕那应该怕的——几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将很可能导致双方乃至人类的“同归于尽”。
勇敢的艺术也是恐惧的艺术，是知道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自己的恐惧的艺术。而最大的一种勇敢也许是“勇于不敢”（老子语）。
今天小的战争仍然不断。1852年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次袭击是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的战争，现在车臣人又和俄罗斯人打仗了。由于双方武器、通讯和实力的悬殊，车臣人这次选择了恐怖主义。
如果敌对双方实力接近，往往会按照同样的规则来通过战斗一决雌雄。但在双方实力极其悬殊的斗争中，没有希望通过武力取胜的一方可以有两种不同于对方规则的选择：一种是从上世纪末开始盛行起来的绝望抗争和“圣战”的恐怖主义，是尽量地狠；而另一种则是尽量地弱，如甘地、马丁·路德·金在上世纪中叶的选择，即选择非暴力的反抗，力图通过和平的抗争、通过只在身体上损害自己来诉诸多数的正义感、诉诸社会舆论、唤起某种紧张和压力，也包括唤起对方的正义感来取得胜利。他们所领导的运动的确都胜利了。但人们当然也会注意到：他们面对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属于这一社会孕育和主导的宗教与文明。将自己作为人体炸弹的人们不害怕死亡——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但默默地静坐和绝食，等着挨打且准备决不还手的人们需要更大的勇气。
死都不怕，是否就什么都不怕？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布局使人想起鲁迅的《孔乙己》，也是以一个卑微的类似于伙计的人物的眼光，展现了一个经常到这个场所来的没落者的悲剧故事。不知鲁迅是否从这个故事得到过启发？
一个富有英俊的贵族青年就因为深陷进赌博的恶习，最后穷途潦倒，不能自拔，终于自杀了。耐人寻味的是他最后写下的“遗言”。他说：“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倒运、没有犯任何罪，可我的所作所为比这更坏：我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青春。”他也曾有过美好的愿望和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相当优越的条件：财富、出身、地位、名声和教育。但他却像被一张肮脏的网给裹住了。他也曾多次想改弦更张，但是，“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到内心的声音，又堕落了。”而他之所以老要和人在一起，是因为他在孤单一人的时候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