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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包令爵士，他在那儿得以有机会将他的恐吓技巧传授给其他人。
15岁的李泰国和他13岁的弟弟乔治，被他们的母亲送到中国，投到了郭士腊的门下。他们是一位英国在华领事官的儿子，1845年，他们的父亲丢下贫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儿女，死于厦门任上。李泰国发现郭士腊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家伙，但他无处可去。为了逃出这个鬼地方，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中文，摒弃从前所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正规教育，像个乞丐那样生活，照顾他年幼的弟弟，不断体察他母亲的困境。他没有时间去参与正常的青春期娱乐，也来不及培养优雅的社交风度。尽管有这样一些不足，李泰国中文已经非常流利，很快爬上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译员。1855年5月，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了上海海关税务司，以及一笔相当可观的薪水：每年1；450英镑，分三次从领事馆支取。
李泰国冷酷地履行他的新职责，不断揭露中国人和西方人纵容走私、欺诈和伪造公文。满清政府兴高采烈，慷慨地给了他奖赏。“外夷之中，就数李泰国最为机灵，”一位满清官员赞许道，“我们应当继续让他负责夷务。”
此时李泰国只有23岁，正是春风得意，他独自供养了留在英国的寡母和3个兄弟姐妹。然而，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再加上本性的贪婪，他很快就变得专横暴虐、恃强凌弱，和他的师傅郭士腊没什么两样。
当满清政府将海关税务司的管辖范围从上海扩展到其他通商口岸时，可以说，《天津条约》就永久性地改变了赫德和李泰国的生活。这一新成立的中国海关机构必须由外国人来领导，人选则由满清政府确定，这一职位被称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简称“I。G。”。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的是，满清政府选择了李泰国出任这一职位。他们对李泰国的感觉可谓好恶参半，但他在为额尔金勋爵工作期间，曾经迫使中国最狡猾的谈判代表乖乖就范，这赢得了他们极不情愿的敬重。李泰国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对所有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征收关税，并挑选其他人履行所有通商口岸海关的具体职责。1859年6月，罗伯特·赫德受李泰国的雇佣，离开宁波英国领事馆，就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从贝尔法斯特到宁波就是一步巨大的跳跃。比较起来，赫德从英国政府公职人员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政府雇员，就好像是穿过窥镜。对于一个有语言天才而且对中国的处世态度和文化有着相当敏感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迅速扩张的海关无疑为他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命运之神开始插手了。李泰国在上海挨了攻击者一刀之后，就一直没有完全恢复，1861年，他决定长时间的离职以调养自己的身体。他的离去正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因为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中国被迫支付了巨额的赔款。海关税收就成了恭亲王的总理衙门能筹到现款的少数途径之一。尽管接到了亲王请他进京的私人邀请，李泰国还是突然离职，去了英国。虽然在动身之前，他已经命令罗伯特·赫德代替他去北京，但这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冒犯。
1861年的初夏，赫德第一次来到北京，此时正是朝廷处在八大臣危机的期间，也正是这次危机给恭亲王、慈禧和慈安带来了权力。赫德出乎意料地卷了进来，在总理衙门和恭亲王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现北京城竟有这样一个谦恭文雅而又热情诚挚的“蛮夷”，恭亲王大为惊讶。结果则更令人惊讶。“亲王自己先就改变了态度，显得很友好，并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北京的英国公使这样报告，“赫德先生的诚实和坦率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有利，以至于他们迫切要求他留在北京以帮助中国政府……恭亲王在提到他的时候总是称‘咱们赫德’，凡是遇到有人提出看似合理实难推行的建议，亲王总是回答：‘如果我们有100个赫德，就可以采用这个建议。’”
那时候恭亲王刚满28岁，比赫德大两岁，第一次涉足外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迷宫。赫德觉得他不太自信，是个有些害羞的年轻人，担心自己和外国人的接触会招致朝廷保守派的攻击。为了限制自己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恭亲王曾经努力说服最高当局：把管理外国关税的工作交给倭仁的户部，那要比交给他的总理衙门强得多。遗憾的是这种说服并没有成功。起初，和赫德呆在一起他总是呆板而威严，但当他摸清赫德底细之后就开始放松了，他知道赫德对于条约和口岸相当熟悉，并且能够提供真相和数据以支持他所有的建议，使自己能够防止来自背后的敌人的攻击。
完全凭着自己的努力，赫德开拓出一条个人途径，使得自己即使在那些杰出的在华外国人中间，也显得卓尔不群。逐渐地，汉人和满洲人都对他灵活的处事风格和敏锐的洞察力给予回馈，向他敞开通道。由此，他可以直达官府衙门，面见大权在握的亲王们，甚至，能适时地进入皇帝的家庭。多年以来，他被允许单独加入他们的谈话，总计时间达数千小时。
赫德曾经向英国使馆的一位名叫芮尼的医务官谈到过早年和恭亲王在一起的经历，这位医务官总是在每天的晚餐之后草草记下那些奇闻轶事。“亲王把一长串关于海关事务的问题摆在（赫德的）面前。” 芮尼写道，“并且叫赫德要仔细想想他的这些近乎孩子气的提问，这些问题如此之多而又如此简单；事实的确如此，在此之前，他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不仅仅是那些很专业的问题，即使是普通的商业事务也是如此。直到近来刚刚发生的那些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担负起他现在的职责，但还是很少亲自顾问这些不那么有趣的事情。” 赫德对于亲王渴望弄懂这些问题的努力留有很深的印象：“说来也怪，亲王倒是理解了低关税所带来的好处：很可能会促使交易额的增长。而更有经验也更精明的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坚决要维持高额关税。”
当芮尼的流水帐出版的时候，赫德深感震惊，发誓不再透露他的任何私人讨论和对中国统治者的个人感受。恭亲王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赫德立下了终身沉默的誓约，以保护自己和恭亲王，免受更多轻率言行的伤害。由于这一誓言，我们不得不在赫德那些从未公开的日记的字里行间寻寻觅觅，从他大量的感受中拼装出一幅罕见的图画，让满清高层不经意间的刹那流露浮现出来。
有时候赫德早早地来到总理衙门，看到恭亲王独自一人，正在阅读公文。这使得他们有时间坐下来聊一些天南海北的奇闻轶事，也使得恭亲王有时间对赫德的衣服口袋（这真是一项奇怪的发明）惊叹不已。满洲人习惯把他们的私人物品——扇子、袋烟、袖珍痰盂——装进小袋子挂在他们的腰带上。过不多久，文祥也会加入到他们的闲聊中来。这两个满洲人都同意：中国政府里几乎没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家伙，幸好他们可以在洋鬼子中雇佣到这样的人：他的报告符合实情，值得信任。听到这样的话，赫德很开心。
和满洲人打交道，赫德虽然精明，却很坦率，虽然他们总是敷衍他。至于赫德想要什么、他的立场如何，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早在1861年，恭亲王就注意到：到底是什么使得赫德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殚精竭虑，不是别的，正是“他对总税务司巨额薪金的极度渴望”。对于恭亲王来说，弄清楚这一点显然要比搞懂李泰国和巴夏礼那些复杂的欲望更容易一些，对这两个人而言，金钱的欲望跟荣誉和恶念混在一起。赫德逐渐成了恭亲王的私人顾问，太阳底下的任何事情他都要给他出主意。赫德说：“我经常见到恭亲王，事实上，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随时走进他的总理衙门。”
这期间，李泰国在职务上仍然是赫德的老板，而且仍然和从前一样干劲十足。从英国回来以后，李泰国构想了一个计划，打算组建一支中国皇家水师，以保卫沿海口岸，强化关税征收。他得到了最高当局的许可，到欧洲去购买了一支蒸汽炮艇舰队，外加一帮英国水手。但李泰国一直是个咋咋唬唬的家伙，他的要求太过分了，他想让自己来担任这支中国舰队的水师提督。有了这一职位，他就可以直接听命于皇上，而用不着满汉官员来做他的中间人。毫无疑问，这对英国佬大有好处，因为这就确保了地方官员不会把这支水师用作他们敲竹杠的本钱。但是，李泰国的计划打乱了李鸿章总督的如意算盘，他更愿意有一支由他一手控制和操纵的水师。总督大人大老远地雇来一帮英国水手，并鼓动沿海各地的地方首脑（这些家伙全都野心勃勃地想拥有自己的水师舰队），愣是把李泰国的舰队给凿沉了。这同样也是李泰国短暂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生涯的终结。满清政府让他结账走人，带着一大笔解雇费（将近21；000两白银）离开中国。罗伯特·赫德立即接手了他的差事，成为新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在赫德的领导下，中国海关成了诚实而富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其职员主要是外国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团队里有巴夏礼和李泰国这样恃强凌弱的家伙。他要求那些为他工作的西方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必须对东道国表示尊重：“海关税务司是一家中国机构，而不是一家外国机构，同样，他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让自己向着中国，无论是它的百姓还是它的官员，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之所在，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来避免产生冒犯和恶感。”一位英国领事抱怨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像中国人。”
打那以后，赫德就为满清政府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税收。他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