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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的去世，留下孤独的光绪皇帝，平生头一遭他要靠自己了。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位高级谋士的影响之下：先是恭亲王，而后是他的父亲醇亲王，再是庆亲王和他的师傅翁同龢，最后，又是恭亲王。
26岁的光绪依然是个纯洁无瑕的年轻人，一直在认认真真地摸索纠正古老腐败和权力滥用的方法，这些都是导致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和头脑僵化、闭目塞听的端郡王集团不同，光绪皇帝多少受益于西方教育。他读过一些专门为他翻译的西方书籍和文献，研究过日本的现代化实践，目的是为了探讨：为什么一个“倭寇”岛国能够（几乎是一夜之间）将自己改造成一个世界强国。如果日本能做到，那么中国也能。
光绪渴望为他贫血的政府输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观念。1898年初，他公布了有关改革的议题以供全民讨论，鼓励所有市民绕开都察院的看门狗，直接向他上书陈事。从前，只有高级别的官员才有权利向皇帝上书。作为对皇上呼吁的回应，一大堆斥旧扬新的条陈雪片似的飞来。此时的批评家，并不是那些深藏不露、营养不良的进士，而是一群被称为“名士”的自由思想家和波希米亚人。许多“名士”抓住了皇上号召人们坦陈利弊、建言献策的大好时机，不再在觥筹交错的花园里发表他们的高见，而是摇身一变，成了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攻击的靶子之一，就是皇上的军机处。名士们断言：当皇上被像翁同龢、刚毅和礼亲王这样一些教条主义军机大臣所包围的时候，他和百姓之间要开展关于思想观念的建设性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些军机大臣，要么是铁帽子王，要么是他们的追随者。一顶铁帽子，虽说其主要功能和别的头盔并无不同，无非是低档敌人的击打；但它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就是抵挡异己思想。如果光绪想要得到什么新思想的话，那只能来自外部，来自“名士”们。
中国政府的骨干力量是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给国家、省区和地方行政部门提供了人才基础。王朝的上升或衰落，差不多就是帝国官僚队伍的完美或残缺。一个人，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了国家公务员，并通过这一体制登上了官员的阶梯，他们就获得了顶戴花翎以及其他显示其应得特权的身份标记。在一个对过去年代顶礼膜拜的文化中，人们对一位白头祖父的期望，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传给年轻的一代。
不可避免，有许多人名落孙山；而另外也有一些人不屑于接受这一制度，拒绝入瓮，名士就是来自于这一阶层。他们自行其是，追求道德和智力的尽善尽美，并引以为傲。除了少数特定的场合，他们拒绝为政府服务，并且相信自己通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而履行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职责。有些名士是阔人，能够把信徒们养在自己办的学堂里，但大多数名士所拥有的不过是智力和才能，只能依靠有钱的资助人维持生计。他们被按照官僚机构中的对等角色严格培养，将他们非正统的意见和横议闲谈传达给更高一级的权威人士，坚持不懈地向当局通报异议、流言和阴谋。不难预料，处在这样一种境遇之下，名士阶层中难免充斥着窥视者和告密者。
名士阶层还是一个亚文化群体，其中有不少野性未驯的学者、漠视（或故意破坏）规则的离经叛道者。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野狐禅”。在中国，这一术语暗指那些反常、淘气和神奇的人物。像这样的家伙，离所谓的“狐仙”不过一步之遥。而“狐仙”，则是一种神奇的魔物，变幻莫测，随意赋形，来无影，去无踪。
前10年，名士们还满足于一边喝着小酒、吃着面疙瘩，一边讨论问题。打从被日本战败以后，他们当中那些胆子更大的家伙，就开始将他们的意见以上书的方式呈递给那些可以接近皇上的官员。他们的观点不仅仅是说满清政府应当有所应对，而是必须改革。像铁帽子这样的旧势力应当滚蛋，令人窒息的科举考试必须废除，中国必须警醒自强，在世界上取得自己应有的位置。这就好像呼吁梵蒂冈要任命女人为牧师并鼓励避孕一样。胆子更大的名士甚至提出更激烈的建议：中国应该效法日本的模式，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并且，应该邀请那些可恶的日本人来说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为了让改革的观点看上去更美妙宜人，那些更谨慎的名士则在他们的空谈中植入一段温和的节目，说什么社会道德规范仍将保留其恰当的位置，中国只不过是借用西方科学、技术和经济学的某些强国方略而已。这只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宣言，经过几百年严格僵化的思想控制之后，还没有一个人为那些提案将会激起的恐惧和愤怒做好准备，就更不要说将有无数人头要为之落地了。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2节 野狐禅（2）
不管他们受过怎样的古典教育，而且许多时候还很显赫，但名士和野狐禅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满洲人一直把他们当作危险分子看待。满清王朝是建立在军事力量和政治联盟（用别人的钱买来的）之上的，在意外地获得对中华帝国的控制之后，他们便通过屠杀抵抗势力来保住自己的位子，通过政治迫害和虐杀异己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在洗刷掉逗留不去的马汗气味之后，满洲人便借来儒家美德的斗篷披在自己的身上，并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救星，这一文化的火种早已被明朝皇帝的腐化堕落给熄灭了（他们是这样说的）。从此以后，那些胆敢批评满清政府的读书人全都被残忍地清除，他们的后代和亲属被斩首，他们祖先的牌位被焚毁。儒家体系被满洲人改造成一种毫无实质内容的礼仪风度的训练，儒家理念的实践演变成了一种残留的宗教仪式。违背礼仪（而不是违背古代圣贤的思想）将受到死亡的处罚。
对待读书人不耐烦，在中国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的第一位皇帝就曾扯过一个读书人的帽子并朝里面撒尿，以此来显示他对此辈的蔑视。但满洲人将儒教从一种伦理道德规范转变成了一种思想控制系统。官方打着荟集伟大艺术作品的幌子，定期检查学者们撰写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其真实的意图不过是要筛选出危险的或不合意的作品，然后予以焚毁。在雍正和乾隆时代，知识尤其危险，这两位皇上都热心于搞大规模的对知识分子的审查和活体解剖。伟大的“艺术守护神”乾隆，销毁过大约2；600种图书。打这以后，中国学者便学会了主动避开诸如政治、经济这样的危险主题，一头扎进了枯燥的文本批评和语言学研究之中，乐此不疲。满洲人的焚书工作和政治迫害，到了1890年代依然热火朝天，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制度。
名士们并没有什么本钱来挑战者一制度。在中国作者的笔下，名士都是一些智力超群、倾向于琐碎闲辞和纵情声色的家伙。在他们没有忙于吟诗诵赋或者在觥筹交错之间讨论儒学优点的时候，他们时常登上花船、出入妓院和戏园子。戏园中的一天通常从中午开始，深夜之前不会结束。在笙箫锣鼓的伴奏之下，演员们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咿哩哇啦的京剧假声余音绕梁，这会儿，听众们喝着茶、嗑着瓜子、啃着油炸的西瓜皮。女性角色由年轻的男人扮演，他们在舞台上踮着脚尖，模仿莲足少女的优雅姿态，轻移莲步，摇风摆柳，款款而行。
虽说他们有着诸如此类轻佻的嗜好，但名士当中也还是有一些诚实的人，他们把光绪皇帝视为中国的希望。坚持把自己和那些机会主义者、利己主义者区别开来。他们当中，最聒噪也最冒失的，要算是野狐禅康有为了，正是此人率先发动了对慈禧的恶意诽谤。
康有为是广东人，他的父亲在他10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将他的教育留给了他的曾祖父——一个教书先生和小官吏。这孩子打小就显示了在议论争辩和自吹自擂方面的非凡才能。家里唯一显贵的先人是他的一位曾叔祖，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担任过很短时间的广西代理巡抚。1860年代中期，这位曾叔祖回到了祖居的乡村，并在自家的乡村别墅里为自己建了一间很大的藏书楼和一处很宽敞的花园，他在那儿招待朋友们。小康有为就在这些房子的周围嬉戏玩耍，他的早慧和装腔作势的样子使他成了这帮老人的玩具。他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温文尔雅的样子，以及他们高傲的风度。作为对这个孩子的酬赏，他们恭维他，说他命中注定就是一个孔子那样的大圣人。
糟糕的是，他对这些鬼话竟信以为真。他变得越来越懒散、执拗，行为乖张，以至于当地人都认为他是个神经病。他渴望引人注目，于是，为了让自己恶名昭彰，他开始干一些违反本地习俗的勾当。
康有为逐渐长成了一个圆脸小汤团，撅起的双唇夹在两撇小胡子之间，踌躇满志的样子尤为突出。他说自己在11岁的时候就已经“能指挥人事”。他认为老天爷将一件重要的历史使命托付给了他。他告诉别人，自己出生的时候“中夜，红火入于室，则余诞矣。”
一位认识并钦佩他的传记作者承认：“虚心和谦逊……并不是他的长处。……他神出鬼没，思维却不混乱，对于别人所持有的不同观点，他很少给予过认真的关注。”康有为狂妄地自视为勇敢的改革者，其实他不过是个剥削者，时刻准备利用其他人的观点为自己赚取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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