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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依然能够每天接近光绪，并经常出席朝见。和任何人一样，他也对加重光绪的神经紧张负有责任，通过频繁的出尔反尔让他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从而使他一直维持着情绪上的残缺，不让他坚持自己的主见，培养他对姨妈的孝顺虔敬，夸张矫饰得像个偏执狂。局外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是残暴的慈禧一直牵着皇帝的鼻子，然而，从足资征信的材料证据来看，事情并非如此。善于吹牛拍马如翁同龢之流，他们为了向上爬，而采取一种夸张的卑躬屈膝的姿态，并利用他们对皇帝的影响，在他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期就不断向他灌输恐惧。当时机来临，皇帝自然会报复翁同龢，而不是他的姨妈。
1898年6月15日，在一次由所有军机大臣参加的朝会上，翁同龢喋喋不休的反复告诫让皇帝很不高兴。翁师傅坚持认为，应该让慈禧参与维新进程的每一个步骤，乃至维新官员的选拔。在这样一番崇拜太后的令人厌烦的表演的背后，翁同龢真正的良苦用心，其实是要用一根红带子将皇帝的拇指拴到背后，以防碍变法维新。虽说也算是响当当的名士保护人之一，但从来都小心谨慎的翁同龢感觉到了麻烦就在眼前，于是就开始主动和维新运动保持距离，因为在1898年的上半年，这一运动的势头就益发不可收拾了。如果事情进一步发展下去，到了改革者和铁帽子们要摊牌的地步，他会站在那一边呢，这大概不用太费推敲了吧。
皇帝忍受翁同龢的碍手碍脚已经多年，如今他的耐心已经崩溃了。一次短暂的缓和之后，他召集了第二次御前会议，明确地把翁同龢排斥在外。这次御前会议的最后结果是：皇帝不顾所有大臣的反对，断然解除了翁同龢的职务。
巴克斯和濮兰德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故事，他们坚持认为：翁同龢是被太后解职的，因为他领着皇帝走上了维新之路——一纸亘古常新的假情报，多数学者依然深信不疑，也不管赫德及其他人提出了怎样的反证。翁同龢被解职时，身在颐和园的慈禧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才得到了相关的报告。
翁同龢的被革职，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再加上此前并未和太后商议，这一切，宣告光绪终于成人。这不免让端郡王的小集团感到惊慌失措，包括其余的军机大臣以及朝廷上的其他权宦。已经有好几代皇帝没有独立自主过，这期间，实权都落入了以廷臣为首的朋党之手，比如八大臣，比如恭亲王的政治联盟。
由于恭亲王的死和翁师傅的解职，只剩下了4位军机大臣。刚毅1（端郡王最有权势的同盟者之一）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其他军机大臣，包括外表光鲜却头脑糊涂的铁帽子礼亲王。这些人全都是一些没有想象力的家伙。刚毅之所以成为一位权势人物，倒并不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不怀好意、顽固不化地反对任何变革，这样的德性，在保守的满清朝廷里，意味着忠诚正直、值得信赖。处事不如恭亲王那样圆滑的刚毅，极力想让其他大臣相信：光绪皇帝行为鲁莽，如果没有一只引导之手的帮助，实在不堪信赖。如果光绪不经多数人一致同意（这意味着向长辈们的判断妥协）就擅自作出决议，那么，恐怕就有必要让他下课。反正端郡王的儿子溥 就站在旁边，正等着继位呢。
出人意料地，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弹劾光绪皇帝的机会。为了做好这件事，强硬派们不得不加倍小心。首先，他们必须极力说服太后，让她重新开始垂帘听政，然后，就可以让光绪体面地下课了。
对维新运动的激烈反应，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确切日期的话，那么它应该是翁同龢被革职的那一天，也就是1898年6月15日，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4天。又过了4天之后，罗伯特·赫德听说了关于一场宫廷密谋最初的谣传。赫德说，翁师傅的“过于注重繁文缛节的保守倾向”导致他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引发了“一场宫廷密谋，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
“让权力重新回到了太后的手中”，这一说法容易造成误解。事实上，她从未获得过绝对的权力，只不过是占据了一个仪式上的位置而已。当满洲人说“让她重回御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重获权力”，因为“掌权”一直是王公贵族、朝廷大臣们的专有特权，对于这一特权的把持也正是他们为什么老是吵架的原因之所在。这一回，只不过是再一次需要她出来做个装饰品，以便给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一个合法性的外表而已。1861年恭亲王就是以这种方式利用慈安和慈禧的，1875年他又用过一回。如今，铁帽子们因为同样的目的，也需要用一用慈禧。
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收到了一封关于此次宫廷密谋的信，是A·E·希普斯莱（赫德在天津海关的一位雇员）写给他的。“15日的诏书（翁同龢被革职）无异于一场宫廷政变，”希普斯莱大大咧咧告诉莫理循，这意味着光绪要将所有的反动分子一脚踢开。“当然，太后也得到了报告，说的是……皇帝的施政手段已经将中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不能再把国家事务付托给他了，所以她必须重新执政。我认为，这简直就是说……要废黜皇帝。”
希普斯莱歪曲了内幕消息，并把这样的扭曲塞给外国报纸。他的老板德璀琳，是天津海关的头儿，这位仁兄的整个事业生涯完全是为李鸿章总督的腰包服务，所以，很可能是德璀琳指使希普斯莱故意把这样的假情报透露给莫理循。其时，阴谋大师李鸿章曾多次指使别人给记者写信、发电报，或者，在事件发生的很早之前就将相关消息透露出去，作为促使其发生的一种手段。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有一个李鸿章的人，曾经将一条暗杀的消息提前透露给了上海的报纸，几天之后事情才发生。希普斯莱给莫理循的信写于1898年6月20日，也就是翁同龢被革职仅仅5天之后。作为一个身在天津的低级海关雇员，他似乎对远在多少英里之外的北京现场的背后所发生的重大交易了如指掌，包括几桩并不真实的事情：太后说皇帝已经不再值得信任，以及她自己必须重掌朝纲，诸如此类。
可以被证明的是：慈禧并没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直到希普斯莱写出他那封信的3个月之后。记录表明：慈禧只是在9月中旬，在端郡王集团借助子虚乌有的材料的煽动和恫吓之下，才开始真正慌了神。
她有可能被光绪解除翁同龢职务时所表现出的果断专横给弄得心烦意乱，被他给惹恼了，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她被激怒了，或者，哪怕是生气了。她很忧虑，这倒是真的。正如罗伯特·赫德向莫理循解释的，翁同龢被革职的整个事件，归根到底，是个方法、礼节和世故的问题，这几点，太后都极其敏感。“遗憾的是，”赫德说，“皇上没能更温和地处理此事。”在那些日子以及后来的几周里，慈禧的侄子也还继续到颐和园去看她，没有他们发生争吵的记录，也没有中断过她对他那些维新诏书的明确认可。（当危机结束，他的大多数改革政策得到了维持巩固。）
第三部分 新的铁帽子王第55节 木偶戏（2）
翁同龢从军机处解职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野狐禅康有为在张荫桓爵士的安排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受到了皇帝的召见。在此之前，荣禄将军和军机大臣刚毅都认为：康有为只是个志大才疏之辈，建议在军机处为他安排一份普通秘书的差事，在那里，他对外国思想的迷恋或许能派上点实际的用场。虽说这已经够给面子的了，但康有为却梦想着在最终觐见皇上的时候，光绪或许能够委任他担当维新事务的御前顾问，弄个“维新军机大臣”干干（如果真有这么个职位的话）。
会见很短暂，而且无足轻重。皇上向康有为开出的全部价码，也还是前面所提到的总理衙门的那份秘书差事。这个职位比康有为最初所授的工部主事，实在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安慰自己，他深信，皇上一定是被那帮保守的御前大臣误导了，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个能力平平之辈。
这次令人扫兴的会见之后不久，康有为就向张荫桓爵士抱怨叫屈，然后又轻率地将这些话在名士圈子中四处散布，说是皇上的顾问们从中捣鬼，坏了自己的好事。他一直处在监视之下，所以，报复很快就来了。铁帽子们至今还为翁师傅的革职而窝了一肚子气，如今正好可以敲打敲打康有为的保护人、生活奢靡的张荫桓爵士，出出心头的这口鸟气。6月21日，张荫桓被指控收受贿赂，特别指出他曾秘密地接收过来自圣彼得堡的俄国卢布。尽管这样的指控很严重，但光绪还是对好脾气的张爵士网开一面，只给了他一个轻微的警告。铁帽子们则把光绪的宽大仁慈视为一次直接的公开侮辱，跑去向太后诉苦。对照处理军机大臣翁同龢时的苛刻，这一次的宽大使太后十分恼火，她一直坚持，一项政策应该是显著公平的，因为协调一致是少数矫治阴谋的解毒剂之一。
野狐禅的那些都察院的朋友们开始着手反击，他们联合起来弹劾另一位主要反动分子、工部尚书许应骙，一个才能平庸、狂妄傲慢、飞扬跋扈的家伙。许应骙也毫不客气地给予还击，他撇开都察院的御史们，直奔问题的核心，在康有为的脑门上贴上了如下标签：一个捣乱者，一个放肆的异端分子，一个冒牌的洋务专家。像一群对着猎物狂吠的猎犬，另外那些保守的大臣们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将诸如此类的攻击倾泻到了野狐禅的头上。他们全都认为康有为是个自私自利、长着一张大嘴巴的麻烦制造者。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场口水仗，但却将争论的双方分化成了两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