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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初次相识是1899年初在赫德爵士的一次草地晚会上。这个叫巴克斯的年轻人，在牛津镀过金，有良好的汉语运用能力，曾申请加入海关服务部门。赫德爵士写道：“巴克斯先生是个很优秀的候选人，刚到北京（带着索尔兹伯里勋爵、德文郡伯爵和张伯伦先生的介绍信），是巴克莱银行一位董事的儿子，他懂俄语和汉语，只有25岁。他会是一位令人满意的新成员，但我不能提供这个职位给他。”海关服务机构早已人满为患。
一周之后，巴克斯正和莫理循共进早餐。莫理循在自己的日记里语无伦次地嚷嚷道：“巴克斯来早餐，一位温彻斯特2学者。一个肖像刊登在最近一期《浮华世界》上的人的儿子。会说、会读、会写俄语、现代希腊语。认识2500个汉字。……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天才人物。”打这以后，他们经常会面，共进早餐或晚餐。对于被北京的日常事务累得半死的莫理循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改变。
巴克斯非常羞涩、内向，一张温文尔雅的脸，像只敏感的小白鼠。他和赛马会及野餐会上那些雄赳赳的使馆小丑呆在一起很不相称，于是在北京城外的深山老林里租了一间房子。那天，这两个人一起进行了一次长途骑驴跋涉，为的是逃避城市的灰尘和燥热。后来这成了莫理循的例行功课。早上9点，他就离开北京城，骑驴进山，来到巴克斯的村舍里，再一起吃午饭。他们有太多的共同点：都是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单身汉，对书籍和手稿都大有兴趣，沉迷于各种性过失，两个人都自称对北京已经受够了。37岁的莫理循实在足够老了，又有足够多的经历，这使他可以自视为年轻人的守护神。而且，这个时候他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老婆，而是一个有用的受保护人。巴克斯是个完美的陪衬，他的羞涩隐藏着学识。两个人都因为别人的关注而美滋滋的。
关于自己，巴克斯透露得很少。他说自己来自兰开斯特一个教友派信徒家族，到19世纪，这个家族已经有一家自己的家族银行，并对煤矿和铁路很有兴趣。他的父亲乔纳森，打破了家族中严格的教友派传统，和康沃尔一个英国国教家庭联姻，新娘叫佛洛伦丝，是约翰·索尔兹伯里…特里劳尼爵士的女儿。婚后，他就把家族的银行生意转让给了巴克莱，自己则成了巴克莱银行一位董事，一直过着一种乡绅式的生活。他是一个政治积极分子，后来因为他对自由联合党的贡献而被封为从男爵。
巴克斯是他们的长子。他的弟妹们混得都很不错，两个弟弟成了海军将军，而第三个也是一个成功的士兵，他的妹妹哈里特嫁给了郡治安长官。巴克斯最初在温切斯特受教育，后来则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在那儿，他阅读经典作品并开始研究亚洲和欧洲语言。作为一个天生的模仿者，他在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才能几乎接近于天才。他学习外国语毫不吃力，也用不着刻苦和勤奋，只需自然而然地信手拈来，通过一种记忆怪癖以及眼睛、耳朵和舌头的天赋。他最后声称，除了英语之外，他会说11种语言：汉语、日语、蒙古语、满语、俄语、希腊语、巴利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丹麦语，其中大部分他自称都能读写。
莫理循无论如何都不算天真，事实上，他是一位苛刻的品德法官。他曾警告《泰晤士报》：“我们到这儿，已经雇用了一个因纵火而受到过审判的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他确曾犯下的罪行），另一个家伙已经在大牢里呆了7年，而第三个，则被判决为贪污。”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要找到“好帮手”和优秀的特约记者，并不是桩容易事，这也是他为什么对巴克斯如此满意的理由之一。
巴克斯马上就动手翻译汉语的消息文章和官方文档，莫理循再将它们编辑成通信或电稿，发给《泰晤士报》。莫理循终于有了自己的北京助手、现场采访记者、翻译和满清秘档专家。
第四部分 逃亡第74节 狡猾的春宫作家（2）
多亏了巴克斯的通力合作，莫理循才得以终止对毕德格和濮兰德的如此严重的依赖，并且，他对中国事件的口译能力，也因为每天通过巴克斯接触宫廷档案和中文报纸，而大有改观。与持有强烈政治观点的毕德格和濮兰德不同，巴克斯似乎在所有事情上都绝对地漠不关心、不偏不倚、礼貌谦恭。他是完美的抄写员，即便是为莫理循起草他自己的文章（尤其是关涉到朝廷习俗和名人），他也是合情合理。巴克斯有一种特别的才能：在观察到莫理循需要什么的那一瞬间，他能迅速地改变自己。这样说来，他也可能是个神经病，只不过要到很久之后才会表现出来。莫理循从未正是雇用巴克斯，也没有支付过他的工钱。巴克斯阔的很，每年都能收到他老爸寄来的大约300英镑，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尤其是在中国，一个人只要不大手大脚，这笔钱就能生活得很好。在他们刚认识的那会儿，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一年也不过就挣500英镑，还要从这里面支付那些业务开支，包括招待使馆朋友的晚餐会。这次不涉及金钱的合作，很可能是巴克斯自己曾暗示此意，为的是讨好莫理循，因为他在牛津的时候就惯于这么干。虽说如此，莫理循也还是不断给他回报，通过礼物，通过借钱给他，以及通过让他参与买书的交易，在这些交易中，莫理循得到了那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中文图书和手稿，这些东西或者是直接来自巴克斯，或者是经他之手。
从到北京的那一刻起，莫理循就开始收集珍本中文图书和手稿，再加上关于中国的英文或其他语言的书籍，建造了一座藏书室，以便在自己老了的时候可以卖掉它，充作退休金。因为他不能读中文，所以就只能依赖巴克斯帮助他挑选古代手卷。莫理循不断根据他的朋友的推荐投入大把的钞票。只有巴克斯才能确定这些东西的出处。
这种关系的确热情友好，甚至情深意长。他们会一起端坐至深夜，巴克斯翻译文件，莫理循把它们转换成电讯稿。巴克斯在信中这样向莫理循倾诉忠诚：“我亲爱的莫理循，多谢你的注意，请不要费心为我去弄巧克力了，因为我并不需要。”“我亲爱的莫理循，非常感谢你这样友好地送来果酱。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就请让我付账吧。”
只要莫理循离开北京，巴克斯总是会特意留下来，坚持为他的朋友兼恩主提供背景材料和流言蜚语（这些都是外国记者的保留节目）。巴克斯成了莫理循的眼睛和耳朵：“我亲爱的莫理循，非常感谢你无比亲切的来信。……我希望你在国内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并希望你回来的时候看上去比你离开的时候更好。前些天，我正和斯科特主教共进午餐，他对我讲了卜克斯在山东被杀的事4。……到现在为止还在竭力捉拿凶犯，他对此似乎不是很满意。”
巴克斯和他的朋友佩奇共用着他在北京城外的家，佩奇是一位见习翻译，在一次选错地方的罗曼史之后，被迫从英国公使馆辞了职。因为阅读莫理循几年前穿越中国的长途跋涉的故事而受到神启，巴克斯和佩奇便一起动身去了蒙古，直到1900年6月才回来。
虽然巴克斯是个逃避使馆生活的羞怯隐者，但莫理循却像只公猫一样被使馆所深深吸引。他完全被迷住了，然而却遭到同胞们的排斥，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他压根就不屑一顾。北京是一潭死水，并且也和死水一样聚集了人类的残渣碎片。不过另一方面，莫理循又需要来自使馆同胞的源源不断的信息流，再者说，在一座西方女人的供给十分有限的都城，他也渴望女性的赞佩。“唯一曾经对我表示过爱慕的未婚女子，都是些上了年纪的淘汰产品，满怀渴慕，满嘴假牙，患有消化不良，双手黏黏糊糊……完全不适合谈婚论嫁。”他声称自己尝试过各种办法，从手淫到妓院，前者实在无聊透顶，后者则要小心谨慎。作为一名医生和记者，他认真细致地记录了外国侨民中目前哪些人患有梅毒和淋病。有足够多的男人私下里就这方面的麻烦向他请教咨询过，所以，他对女人的了解比他应该了解的多得多。“G带着氯仿的气味走了进来。他曾经患有腹股沟淋巴肿大，经过……治疗……现在已经好多了。某些中国女士送给他这样的礼物。”
一连串无伤大雅的风流事件被他巨细无遗地罗列在自己的日记里。某人跟“梅西”有一手，她是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参议员的金发女儿。正带着一个女伴（她的职责名不符实）在远东旅行，“梅西”把自己慷慨地赠献给了莫理循和其他人。她的坦荡率直和他的兴奋激动在他的日记里占满了整整三页。
习惯性的（只要她还能记得），每天早晨就会自慰，即使身体不舒服，即使刚刚和一个男人在床上消磨了一个晚上。曾经在旧金山一家法国饭店（名字好像是“母鸡”或“小鸡”或“家禽”或者诸如此类）被……一个医生诱奸了。还怀了孕。……随后去了华盛顿，为的是摆脱这个麻烦……经常跟盖恩斯众议员睡觉。……四次流产。（跟着船长）离开檀香山后，在“西伯利亚”号，一路上自始至终玩着“吻”（这是莫理循对某种性游戏的委婉说法）的游戏。玩过几天之后，就由马丁·伊根接替了。……古德诺夫人告诉（梅西）：一旦被一个女人“吻”后，她就再也不会愿意让一个男人“吻”了。如今，她很希望能带个日本少女陪伴她回美国，每天早晨“吻”她。
北京的性福生活令他神魂颠倒，他频繁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一些低级庸俗的条目。“和辛博森共进午餐时遇见了布莱顿（赫德的小舅子），他是一位颇受同情的绅士，戴着一顶最绿的帽子，那是中国任何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