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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不假，有些射击是动真格的，至少对那些临时防御工事是这样。在围攻的最初两个星期里，有38名士兵被杀（主要是在防御工事换岗时的近距离瞄准的情况下），另有55人受伤（多数是他们粗心大意地在使馆四周闲逛时被跳弹所伤）。莫理循在他的日记里挖苦道：除了极端反常的射击，很少人会被击中，如果他们还记得把自己的脑袋缩起来并呆在开阔地带之外的话。
对于那些环绕着使馆区的军队来说，装得像模像样是重要的，消耗大量的军火是重要的，用爆竹弄出一些吓人的响动也是重要的。在北京地区5支中国军队中，只有董福祥指挥的那支早就和义和团打成一片的部队，因为董福祥和端郡王之间的紧密联结，才似乎对使馆方面构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到目前为止，那也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他们直接与使馆边界接触的仅有的两三个点都被荣禄牢牢看住了。董福祥的人虽然很生猛，却谈不上训练有素，有些人虽然配备了后膛装填式来复枪，但大多数人的武器不过是些步枪、臭弹和老式火枪。他们的存在，对于北京城里中国居民的威胁，不见得就比对外国侨民的威胁小。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89节 北京之围（2）
多数认真的交火事件都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许多到使馆寻求庇护的人都拒绝拿起武器并参与对中国人的修理，但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人夜以继日地通过射击孔注视并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任何目标。对于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项娱乐消遣。波莉·史密斯说英国使馆一等秘书、佛兰德人默格赫莱克姆“是一个好枪手，但也是一个非常乖僻的人。几天前，他带给我5根长长的中国人的辫子，是从那些被他杀死的拳民的头上剪下来的，作为一天工作的纪念品……而且这些战利品一直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挂了好几天，对于我们的中国仆人来说明显是些可怕的东西，虽然已经从令他们恐怖的敌人的头上剪下来了。”如何能确定这些辫子就是来自义和团的呢，波莉小姐并没有说。你枪杀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义和团。几天之后，一支法国小分队在使馆附近的一座庙里俘获了18个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是义和团，而且交待了许多莫理循后来所报告的“明显虚假的信息”，但他们每个人还是在法国使馆被处死了，一位下士用刺刀刺穿了他们的肚子，为的是节约子弹。他们缓慢地死去。
并非北京所有的西方人都立即躲到了使馆区。直到6月27日，巴克斯才瞅准了荣禄休战的时机，偷偷溜过中国人的封锁线，到英国人的聚居区开始避难。在使馆被围期间，巴克斯不是说自己摔伤了膝盖，就是说扭伤了脚脖子，从而使自己干活的负担减少到了最小。“我怀疑他对别人是否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一位亲戚说，“因为我听说：他曾经设法朝自己的军士长开枪。”他的同龄人翟兰思则说：“我偶尔见到巴克斯。围攻初期，他就有些肌肉扭伤，从那时到现在就一直卧床不起。如今他刚刚能够爬得动。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打发时光。每天，他会把古德里奇1的那本《袖珍汉英词典》读上一遍，从封面开始。”
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活可干，哪怕只是用肃亲王的绫罗绸缎编制沙包。一个早晨就可以编一千个这样的沙包，女人们缝纫，那些中国基督徒（他们如今被雇来充作苦力）就装满这些袋子并运走。7月初的那几天，就是这样缓慢地过去了，虽然偶尔有小规模冲突的声音从肃王府花园那边传过来。7月6日整个一天都很安静，几个人在法院街上悠闲地漫步，这条街沿着俄、英两国使馆的西侧，从蒙古市场一直通到銮驾库花园，还有几个人在草地上野餐。要说这是一场正在进行之中的围攻，恐怕没多少人会相信。
有人在使馆区旁边一家废弃的铸造厂里翻箱倒柜，发现了1860年联军远征队遗留下来的一门老古董野战炮，炮管已经生了锈，一番彻底清理之后，竟然还能用，可以发射俄国人带来的那些装药9磅的炮弹（他们忘了带大炮）。早先，在围攻开始之前的一次恐慌中，他们把这些弹药扔到了一口枯井里，为的是避免中国人得到它们，如今不得不再把它们吊上来。从这门被授予“贝特西”称号的老式大炮里发射的第一发炮弹瞄向了紫禁城，越过玫瑰色的宫墙直指皇宫的方向。据荣禄说，皇宫被使馆区发射的这样的炮火击中过好多次。
如今这些被围困的人有的是时间，可以自由猜测西摩尔司令到底出了什么事，以及正在猛攻天津的联军主力部队进展如何。一位正从旁边路过的中国苦力（被使馆卫队所“俘获”的），给出了他们急于知道的答案。根据许立德的叙述，这个苦力所知道的似乎还真不少：“由于外国军队的到来，天津已经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大沽已经失守，100艘（外国）军舰到了那儿。昨天，拳民和士兵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为赃物而频繁地大打出手……荣禄的军队开始抓人之后，抢掠才停止了。董福祥仍在城内；管事的是荣禄和端郡王。庆亲王和此事没什么干系。义和团总部就设在端郡王的宫邸。”这个苦力如此消息灵通，以至于使馆里的人都认定他是个密探。他真是够走运的了，没有被认为是个拳民。
7月13日的黎明时分，两声巨大的爆炸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百无聊赖。在使馆区边界的法国使馆一侧，一阵严肃认真的战斗打响了。在前一周里，法国水兵在使馆附近那些空房子的掩护下，打死了100多名路过的中国人，使得使馆区附近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中国人为了进行还击，在法国人的防御工事下面挖了地道，再装上了两桶黑色炸药，炸死了两名士兵，另有许多人受重伤。
生活很快又恢复了百无聊赖。天气更热了，腐尸的气味第一次超过了污水沟的气味。巨大的乌鸦啄食排水沟里腐烂的动物尸体。那些为了节约子弹而用刺刀捅死中国俘虏的士兵们，倒是浪费了不少子弹来打乌鸦，以此作为一项娱乐，并把打死的鸟送给中国基督徒吃。
莫理循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别人将他描述为“使馆内见闻最广的人……对事情有着冷静的判断，面对危险泰然自若，对帮助他人有着持久的责任感。” 波莉·史密斯认为“在我们的临时食堂里，他是个最有魅力的人——就像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英雄一样，下流、快乐、健康。”
7月16日，莫理循和本·斯特劳兹上校（窦纳乐爵士的使馆卫队副指挥官），从肃王府执行完一次巡视后，正返回的时候，两个人都受了伤，莫理循只不过是皮毛伤，而斯特劳兹的伤却是致命的。上校已经被铁帽子们视为继英国人攻击中国士兵和官员之后的一个主要行动者，所以不得不把他除掉。
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按照他自己更乐意接受的说法：“右腿”上比较肉感的部位。这一有失庄重的伤口，位于“右腿”的后面，不过位置实在也太靠上了，要想置之不理也颇不容易，而且也不太适合单拐或手杖，这使得他在围攻期间余下的日子里成了一个残废。他不得不趴着身子打发时光，事实证明，这对于他为《泰晤士报》撰写关于围攻事件的冗长报道来说，还真是蛮不错的姿势。辛博森一直认为这位著名记者是个神头鬼脸的家伙，他猜想莫理循的康复期或许被他用来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围攻故事。一个版本为讨好读者而故作英勇崇高，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个版本则多少更接近于事实，不过这个版本将被严格保密。不管辛博森有什么样的过失，这个年轻人倒还真有点看穿伪饰的本事，莫理循的时间的确被用来轮流做两件事：编撰关于围攻的歪曲造假的新闻报道；另外就是书写版本完全不同的私人日记。
从6月25日至7月16日，在这一段异常平静的时间里，法国使馆的地下爆破和斯特劳兹上校的被执行死刑不过是两桩孤立事件，而且那天之后（再一次感谢荣禄），一次将持续十多天的休战期又开始了。对于一场被描绘为残酷的围攻来说，这实在算不上糟糕。在这次停火期间，一位年长的中国信使带来了两封官文。一封是美国国务院用密码写给康格的，是官僚政治的胡话杰作，只有一句话：“与信使联络。”另一封，是“庆亲王暨同仁”写给窦纳乐爵士的，承诺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并给予保护。”庆亲王暗示：如果外国人停止射击中国人，情况可能会更平静一些。检讨一下过去，亲王的说法明显是事实，不过使馆方面因为坎普尔屠杀的幻想而处于不断加剧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他们对事实有自己的定义。这两种观点相距何止霄壤，以至于两者之间的视差绝无可能被克服。那些在一方看来是真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总是假的。康格在回复中轻蔑地说：从一开始，“外国军队所采取的行动就纯然是出于自卫，并将继续这样做。”
一批蔬菜、新鲜水果和西瓜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