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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十二、周恩来离开西花厅之后
杨明伟
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有一座名叫西花厅的院落，自搬进北京城以来，周恩来就一直住在这里。它也是总理办公室的所在地。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曾经有这么一套特殊的台历，台历上记载了周恩来26年总理生涯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和日常工作、生活、起居……
这套台历每年一本。在它开篇的第一个星期中，每天的日程是由周恩来自己亲手记的，以后，由于“日理万机”的原因，都由秘书详细记载。在它上面最后的一次记载，是1976年1月5日，这天，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大的手术……
从这套特殊的台历中，我们抽取了一个时段——1974年1月至5月，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档案记载进行对照，发现了一组惊人的数字和这些数字后面的一个可怕的事实：
在这5个月中，周恩来接见外宾达80多人次；仅5月份就接见外宾20多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