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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张春桥，在你们‘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后，上海的死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阴谋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在事先进行过哪些策动？”
张春桥不答。
问：“你还要交代，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九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左右，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你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上海帮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上海帮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语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严忠实1980年9月10日的证言是这样的：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任张春桥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肖木到钓鱼台住（处），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
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肖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说：“叫肖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肖木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肖木到张春桥住处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预审组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一对照，发现这两方面证言相互之间有所不同。
徐景贤等人的证言称：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肖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一个说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一个说是张春桥派往上海去向他们直接传话。两个证言明显相悖，应该取谁的证言好呢？
严忠实是当事人、经办人，证言当然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性。可是，特别法庭在法庭上，却采用了上海徐景贤等人的证言，一来考虑这是多人证词，更有可靠性；二来是他们是武装叛乱的直接组织者，他们对张春桥这两次指示的理解，直接地关系到武装叛乱。
究竟采用哪一个证言更切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呢，这只有让后人去研究了。
我这里想说的是，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这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呢？通过审判，事实已经清楚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是其中的一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去，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了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对于自己在日寇的威逼下叛变的事实，（李）文静在她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也是来监视张春桥，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是何等精明的人，他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张春桥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后花园”里还可成为他的一只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张春桥从过去中国政坛上的无名之辈，“文革”中一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长期下去，那也会是前途无量。可是，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并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很大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还要肖木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正是因为张春桥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在肖木临走时，他又一次让肖木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那件离婚的事情。可以肯定，在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时期，面对着未来，张春桥此时提出离婚时的心情是更复杂的。他到底是要为老婆孩子留一条后路，还是想为自己的未来留一个更大的空间？
随着“四人帮”的迅速覆灭和张春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的沉默不语，这一切都永远的成了一个谜。
张春桥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出面找（李）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张春桥强调：“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张春桥还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李）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据肖木后来交代，一向言语不多的张春桥这天晚上显得很健谈，情绪显得很不稳定，对于他的离婚问题，一再地催促让马天水再出面去做（李）文静的工作，真是有点迫不及待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王洪文的老婆崔根娣在电话里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两个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一向嘴紧的崔根娣终于答应了，感到很高兴，就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当主持工作的华国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曾十分生气地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不久“四人帮”就被粉碎了，王洪文离婚另寻新欢的梦想也从此落空。
张春桥要离婚的事情闹了好几年，当时中央政治局的人员也都知道。人们对此曾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与年轻一点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政治账要多一些。他的老婆（李）文静作为他安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点，在给他的电话里向他汇报了上海近几天反常的一些事情。例如民兵武装发了枪支弹药，成立了值班室，加强了战备；东海舰队在上海休假的干部都被叫了回去，整个上海都很紧张。（李）文静在电话里还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近来身体怎样，并说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马天水等提议让她到北京来看一看，有些事情好当面向他汇报。
听完电话之后，张春桥明白自己让肖木带去的请马天水等做工作、要与老婆离婚的事情还未被那几个骨干分子排上议事日程，感到有些生气，就对老婆说，她说的那些事情自己都知道了，这些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都是正常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张春桥不同意老婆来北京。可是，张春桥又怕上海真的出什么事情，如不及时解决，就会误了大事。于是在电话里答应让“毛弟”来一趟。“毛弟”是谁？他是张春桥的儿子张旗。
就这样，张旗作为张春桥夫妻间的信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