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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批评反冒进，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会议的主题本来是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和讨论“二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等问题。但是，在南宁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却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好快多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六亿人民出发。看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
周恩来因为接待也门巴德尔王子，1月13日才飞抵南宁。当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
在16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他拿着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党代会上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接着，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还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些过分的话，明显是太重了。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汇报时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念一段，批一段。他说：“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他还说：“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毛泽东在会上连续几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使南宁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杭州会议，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把反冒进问题看得这么严重、批评这么尖锐。1月1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话。当晚，继续开会直至20日凌晨1时多。会上，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精神，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没有申辩，而是检讨自己，并且承担反冒进的责任。他说：
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的方针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会、农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而最重要的是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月20日的会上，毛泽东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关于反冒进问题，对周恩来的检讨发言，他没有表态，仍强调“‘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看来，毛泽东对批评反冒进的问题还意犹未尽。
【“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南宁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毛泽东在2月18日的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但口气缓和了。他首先肯定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冒是有一点，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大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冒是有一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的这番给反冒进定性的话，比他在南宁会议上的批评缓和多了。周恩来因为访问朝鲜，只在2月23日参加了最后一次会，汇报访问朝鲜的情况。对于反冒进的问题，会上已经不能发表不同意见了。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问题，毛泽东提议再到成都开一次会，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问题。
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3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从建设方针的角度批评反冒进。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这样提”。他还说：“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以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在18天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6次长篇发言，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周恩来在3月19日的会上就外交工作问题发言，在3月25日的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他说：
“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评论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
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成都会议前后，周恩来一直为治理长江和黄河的问题而奔忙，加上频繁的外事活动，使得他很少有时间来认真思考南宁会议以来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一系列批评。既要承受错误批评的思想压力，还要忍辱负重地承担繁重的国务工作，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据当年一位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说：“那是周总理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在工作面前，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面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来，对工作依然是那么认真，那么投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幕后，5月15日，毛泽东分别同周恩来、陈云长时间谈话。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次检讨的发言稿。据周恩来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回忆文章中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当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
“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50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分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