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敝甘镜纫幌盗兄卮笪侍猓虼彻勰钐岢隽说吒残缘囊饧鹆嗽诔∽已д叩募笮巳ぃ辛巳攘业奶致酆驼邸Ｖ鞒终獯涡薷墓ぷ鞯闹醒氲呈费芯渴伊斓纪镜背”硎荆骸耙殉露佬愕弊稣嫒宋锢葱础！�12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等七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再次重点宣传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会后，《人民日报》理论部把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袁鹰写的为陈独秀辩诬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写在陈独秀诞生120周年》，冠以《应当把陈独秀作为正面人物来写》标题，以《内部理论动态》的形式，发到全国各省市领导同志手中。《历史研究》则发表了唐宝林撰写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长篇论文。文章认为：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没有的，它是大革命失败时，斯大林为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文过饰非的产物，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200l年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全国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作为全国党校系统新的党史教材，继1999年上海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以后，成了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传统观念的权威著作。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传统观念的说法，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作为一部最高当局认可的权威著作，能作出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十分难能可贵。这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陈独秀研究成果的最大肯定。
自然，大家也清楚，由于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教育和灌输，错误的传统观念十分顽固，所以，要真正恢复陈独秀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二十四、邓子恢临终不忘“包产到户”
许人俊
1972年秋，邓子恢在76岁高龄时一病不起，长期躺在北京医院里与死神周旋。
一些老战友和老部下闻讯后，纷纷赶往医院探望。邓子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思维清晰，常和战友们回忆往事，其中触及最多的话题：一是30年代的红军生活，二是60年代的包产到户。他怎么也忘不了包产到户，总要强忍病痛向人们陈述自己保荐包产到户没有错，甚至预言包产到户迟早会实行。尽管陪伴在病房的夫人陈兰同志劝他少讲话，但他依然要讲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同他的生活似乎已融为一体。
同年12月8日，邓子恢病情加重，当时“四人帮”尚在横行，因得不到应有的保健护理，邓子恢突然从病床上滑下，摔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头颅严重损伤，病情急剧恶化，从此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生命垂危之际，他居然仍在喃喃细语，他一字一顿，费劲地吐出：“包—产—到—户—没—有—错……”两天后，革命老人最终带着对包产到户的眷恋之情及种种遗憾悄然离开了人间。
邓子恢在临终时为何还心系包产到户？
从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公社化高潮中头脑冷静不跟风】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曾想取消它。这年6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时，突然提出这一想法。邓子恢认为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他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决意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第二天这封信急送中南海，毛泽东阅后感到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后来三年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点点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幸好两个月后，毛泽东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农村生产形势的大起大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忧虑和深思。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
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又出人意外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
接着毛泽东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并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
谁知邓子恢那天身体不适，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就在会场的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主席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