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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5 日上午，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要海军选派一名了解地中海局势的军官到统帅部候命。同时又叫海军派定一艘护航舰执行秘密的任务。后来才知道，这一名军官是派到阿尔及尔去担任停战委员会的顾问，而护航舰则是开到乌斯提卡港去迎接美国泰勒将军，但当时海军总部则什么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使命，使海军总部的少数知情的军官疑心到事出有因了。至于实际情况与其可能的后果，则海军总部毫无所知。
一直迟到9 月6 日晚上，代科尔坦海军上将才知道停战谈判“即将结束了”。他被告知要备谘询的有关海军的一切问题，虽然过去和现在海军从未被谘询过。对方对代科尔坦说，停战协定将于“9 月10日到15日之间、最可能是12日公布，但绝不会在10日以前”。他被允许将此消息向桑宋内提海军上将披露，而且他要对各部的高级将领下达某些极密的命令，“留心德国人可能蛮干起来”，可是却不允许把停战协定告诉这些高级将领。
当天晚上，代科尔坦上将下令召集上述将领开训话会。他还起草一份文件强烈抗议在对海军保密的情况下而竟谈判有关海军的极其重要的条款来。7 日上午，代科尔坦和桑宋内提一起去向昂布罗西奥将军递交这份抗议书。与此同时，在巴勒摩港附近发现盟军的强大的登陆部队，因此最高统帅部下令要采取措施，因为除了要避免引起德国人的疑心之外，还由于停战协定尚未公布之故。这样一来，奉命坚决牺牲的意大利潜艇便运动到对它们指定的阵位。由于预期登陆将于9 日拂晓实施，意舰队便于8 日下午奔赴它的“最后一战”。7 日晚上，潜艇“韦勒拉”号在萨勒诺附近被一艘英潜艇击沉。这是停战协定公布以前意海军所损失的最后一艘军舰。
7 日下午海军各司令部的首脑在罗马开会商讨“德国人可能蛮干”的问题。在出席的将领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还有比德国人威胁更为严重的事变即将到来。与会的司令们限于9 月8 日返防以便在9 日以前实施各项正当的措施，以便在预期的停战协定公布之前把一切都准备停当。显而易见，由于停战协定系于9 月8 日晚上发表，即比所预期的最早日期还提前两天，以致整个计划都被推翻了。当协定公布之时，有些防区较远的将领还刚刚回到他们的司令部呢。
9 月8 日上午，大批盟军船队在强大的海军兵力护航下出现于巴勒摩港和那不勒斯港之间的海上，因此意舰队便于下午准备起锚以奔赴最后的战斗。此时最高统帅部下令舰队不要出航以待后命，因为就在此时我方得知盟军要在当天下午宣布停战。
如今人们知道，盟军由于不知道谈判是在极不愉快的状况下进行的，故要对意大利政府保密其登陆的日期。“在10日与15日之间”这个含糊的规定是由盟军一军官对意大利前往签署停战的卡斯太兰诺将军说的，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以及海军却以此为根据来进行部署。这样一来，停战协定的发表对于意大利所有武装部队都是突如其来而缺乏思想准备，使他们在防范德国人蛮干的问题上没有可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此，提前发表停战协定是使意大利发生许多不愉快事变的原因，因而在一些时间内受到震动。公布时间之不对头，使盟军方面也蒙受其影响，虽然是比较不直接的。
与此同时，在海军总部的办公室里，对于正在剧变中的局势却连一点什么暗示也没有。9 月8 日18时20分，作者碰巧在作战部部长季尔罗西办公室内，此时电话响了。当季尔罗西听到消息后，他脸色转白了，接着他用激动的声调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方无线电中心报称在阿尔及尔港宣传停战的消息。但我不相信。难道我们竟不知道，甚至当我方的战列舰正准备开往萨勒诺港之际，对于这天大的事件竟一无所知么？”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是桑宋内提上将打来的，他证实了报告的正确性。
直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公布停战协定之后，代科尔坦上将才完全知道有关意大利海军的全部条款的内容。由于这个倒霉的保密，弄得海军首脑们，只能在以分计的时间内，去对最大的历史重要性事件作出决定。在决定和执行这些有关海军条款的时间方面，又一次在没有海军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但因停战协定既为合法的意大利政府所接受，因此海军只得遵照执行。意海军本来可以只对有损海军荣誉的条款提出事后的抗议，但因条款只规定把海军军舰在自己旗帜下，连同自己的舰员和武器移转到盟国港口去。没有规定要把军舰“移交”更不说“投降”的字样，而且也没有任何影响海军荣誉的条文。（条文中也没有规定要把商船移交或向盟国投降。而只载明有关的盟国有征用的可能。）因此意海军有义务忠诚地履行停战协定。意海军的所有军舰也就尽可能地忠实地遵守这个历史性的决定。
意海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战斗舰艇自行放水沉没，更别说有这样历史性的冲击了。在战时，所有舰艇在职责上都应随时准备作好这种行动的准备。想想看，例如法国在土伦港的军舰自沉起来是多么快当的呀。再则，从肤浅的眼光看来，舰队自沉又是多么英雄气概的呀。
相反的，虽然面对着所有这些紧张问题的时刻，意海军感到国家的真正利益要求海军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条文。对于胜利者的盟军来说，“这些军舰”成为此时意大利唯一的可以支配的具体的军事财富。因此，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运用此项财富乃是极其重要的事。
再说，这些军舰的存在，其物质的与精神的价值是如此重要，如果在感情冲动下而草率从事将其破坏，这将是叛国的大罪。在这个混乱的局势下，除非确信这些军舰已再不能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了，否则便不宜作出沉舰的决定。（德国舰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赴英国斯卡帕湾，虽然它所承受的条件比起9 月8 日意大利海军的处境，还要屈辱得多。七个月后当确知它们已无法再回德国，这些军舰才自行放水沉没。）一旦认为有充分理由使沉船成为必要时，那时，也只有那时才可以采取这个步骤。要自行放水沉没，任何时候都可以执行，谁也制止不住。（事实上，海军总部是考虑到这种可能性的。它发出一道秘密的命令指示舰队在下列条件下可以放水沉没：即在接到罗马特定信号时，或则遇到它们的完整性或荣誉被损害时可以当机立断付之实施。）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意海军的每个成员都心领神会，因此正当的措施都收到有条不紊的效果，而士气未尝沮丧。今天我们可以有凭有据地说，接受停战条款（这比自行放水沉没更为痛苦而没有把握得多）是意海军忠于国家的证明。
在往后的篇页里，还要叙述到，国家在那时和以后，从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可计量的。在这里只消指出，意大利国家的重建在保全其合法的政府并在盟国中获得“协同作战”的地位就够了。看来，正当举国土崩瓦解之际，不管那个政府的权力是多么脆弱，在开头时其基础却是建立在拥有一支仍然有组织而服从命令的海军上面。如果这一支海军已经化有为乌有，那么它就会被指控为严重破坏停战条款，意大利便会由于这个违反停战条款的事实而沦为占领区，像后来德国那样，同时也使得不到那些政治的和军事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巨大利益，而这些利益之所以可能获得，却是由于意大利军舰和盟军协同行动之故。
诚然，意大利海军后来所受的待遇和它所指望的、曾经得到盟国允许与保证的，大不相同。尽管这样，盟国在巴黎对意大利做出的裁决，其条款仍然一次又一次证实了，如果当日意大利海军不是和盟国合作因而使意大利国家获得改善的话，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后果之一就是意大利海军本身就会被取消。因此，总的说来，巴黎裁决非但没有取消海军，反而大大提高了意海军对国家所作的贡献。
单就这一点说，和约中关于这些条款的起源是值得注意的。1943年9 月23日代科尔坦海军上将在塔兰托港和盟方海军首脑克宁汉海军上将会见，以商讨关于意海军和盟军合作的问题。（实际上，合作是9 月9 日便开始了的。）这次会议成立了“君子协定”，经过自由商讨的条款后来双方都信守不渝。在这个会议上，克宁汉认为意大利有必要移让若干军舰给盟军以赔偿其损失。代科尔坦上将在原则上接受此项要求，但将此事保留以待有关政府的解决。可是战后西方盟国对苏联让步以换取苏联的某些让步，因而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被迫移让若干战斗军舰，如今这些军舰被看做战利品了。苏联的顽强立场使意大利不可能按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军舰。后来英国和美国，由于有了“君子协定”的先例，宣称不要意大利军舰的赔偿。意、法之间和意、希之间也达成协定，把若干意舰移让它们，作为其被意海军造成损失的部分赔偿。只有苏联继续要求全部交付。
风暴之外
停战协定签订的那天夜里，意海军总部从桑塔罗萨迁回到罗马去。（2 月间当罗马被宣布为公开的城市时，海军总部便从海军部的办公室中迁出，并在离罗马18公里的意海军桑塔罗萨无线电通讯中心设立总部）。在这期间，驻在该区不和协而时常真正惊扰的德国人，正在向北逃窜。驻地中海的德国海军司令部人员（他们住在十分靠近桑塔罗萨村的一群营房里）焚烧他们的宿舍、纪录和无线电台而向北逃窜。情况发展到现在最为混乱，到9 月9 日上午举国惶惶，几乎瓦解，意大利全国所有民政和军事组织全都崩溃不可收拾。
尽管仓皇迁徙而处境又是如此严重，而海军总部却继续发挥作用而没有显著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