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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不清楚呢？
还有一位扶箕请仙，请来的神仙自称是李白，大家说好啊，李太白号称诗仙，今儿大驾光临，非请他作首诗不可。仙人毫不客气，说给个题目吧。大家正好看到有一只猫，就说咏猫吧，为了增加难度，还限定必须用九、韭、酒三个字作韵脚，箕仙倒也不含糊，只见筷子在沙盘上刷刷乱动，片刻写成。众人一看诗是这样的：
猫形似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韭。
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床头一壶酒。
整个一打油诗的水平，这李白的真假就不必多说了。
因为请来的神仙太过杂乱，又经常戏弄请神的人，所以有时人们对箕仙也就不太尊敬了，碰到女神仙，甚至还要问些敏感问题，大吃其豆腐。有一个人请箕仙，请来了何仙姑。一个小崽子嘴快，脱口问道：“吕洞宾先生也在吗？”（在传说中，吕洞宾和何仙姑是有点关系暧昧的）仙姑也没翻脸，还题了一首诗：
开口何须问洞宾，洞宾与我却无情。
是非吹入凡人耳，万丈长河洗不清。
意思是说，我和吕洞宾其实是清白的，就是你们这些俗人乱造谣，弄得我绯闻缠身。
扶箕与其他预测性的巫术相比，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几乎人人都可以设坛扶箕，请来各种各样的神仙。有点因缘的，还可以在家里设置常年的箕坛，一有问题，随时请示，方便快捷。而其他预测性巫术，像占星、风水，多半属于专业知识，一般人并不精通，临到需要请示时又来不及。所以明清以来，扶箕盛极一时。
开放性的扶箕逐渐泛滥之时，其实也就是它的没落之际。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中国，扶箕也开始大请国外神仙，什么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都纷纷到中国来做客。比如在民国时期，大连有帮人扶箕请仙，谁知请来的是耶稣，耶稣他老人家满篇写英文，谁也看不懂，只好再请一位神仙来翻译，结果竟然请来了济公。耶稣不说犹太语说英文，酒肉和尚做翻译，据说当时还有基督徒在场。这样的场景还能取信多少人呢？
与其他预测方法比较起来，扶箕还是比较受读书人的青睐。民间用的万年历什么的，虽然检索方便，但只能提供粗略的知识和建议，比较大路化。而读书人运用扶箕，则可以与箕仙诗词唱和、吟风弄月、讨论时局，充分展示文人的优越感和文字癖。但是迷信就是迷信，扶箕的根本原理与其他占卜活动完全一致。学者在研究时经常把民间文化取向称为“小传统”，而把精英文化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取向称为“大传统”，其实如果从日常状态去观察，在很多方面读书人和泥腿子还真没有什么差别。
第二章皇上，你爹贵姓？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
◎ 皇上；你爹贵姓
中国古人很喜欢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讲得比较精到的，还要数《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思想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着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被人家夺了去。
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官家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
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深入人心却不容易。刘邦以出身问题作为抓手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首先做出重大牺牲的，就是他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刘邦的出生：一天，刘邦的老妈躺在池塘边睡觉，突然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刘邦的老爹赶紧去找老婆，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老婆身上胡天胡帝，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刘邦。从此，刘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神仙攀亲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感生神话。不过，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他爹根本没有血缘关系。
感生神话并非刘邦的独创，在西汉之前，商人、周人在回忆自己的始祖时，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商朝始祖契的老妈叫做简狄，有一天看到一只燕子蛋，就把它给吃了，后来就生下了契，所以《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朝始祖弃的出生也大致相似。这些都只是反映了人们对蒙昧时期人类繁衍的模糊追忆，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命的起源不再神秘，在出生问题上就不会做什么文章了。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即使黄帝、颛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没有被神化，也就是生下来智商就比较高，属于天才儿童而已，并没有什么神仙老爸罩着。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修改出生证明，首创者是刘邦。当然，仅仅一个小故事还不足以让刘邦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司马迁又接着讲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说刘邦生下来脸盘就像龙，左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怎么长得下？）；刘邦经常到酒馆去喝霸王酒，卖酒的老头老太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天空中总有条龙在他头顶盘旋，于是酒钱也就免了；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说他住的地方上面总有云雾缭绕。几个故事讲下来，刘邦作为龙子的形象就比较完备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司马迁故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传说早已沸反盈天，不由他不信。
应该说，刘邦制造自己的出生证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出身比较看重。项羽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大将，属于高干子弟；平民出身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种”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很有号召力。
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而神化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奇特的长相，所谓“天生我型WHO怕WHO”，只要长得古怪，就有人相信你天赋异禀。这个传统在刘邦之前就有了，比如舜的眼睛每只都有俩瞳仁，晋文公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块的。到后世有意而为之，发扬而光大，并且全部写进国家钦定的正史中。比如，《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杨坚绝对属于畸形儿。
另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出生时有奇异的天文现象，暗示他不同寻常的身分。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屋内异香扑鼻，屋外红光环绕。这一点，连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了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是带着神光、异香来到人间。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更玄乎了，因为村民们甚至以为朱家着了火，还拎着水桶准备去救火。其实，学过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文上的异常现象往往是地震的前兆。
还有一种方法是托梦术，皇上的老妈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告诉大家：“Ihadadream！”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有仙人给了颗药丸吃，又或者是梦见太阳落到怀里了，然后就怀上龙胎了，总之就是要表达富贵再三逼人，想不做皇帝都不行。托梦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梦的内容是没人可以反驳的。
总之，感生与异貌，就是炮制政治神话必备的两味药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绝对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因为根据天命转移的原则，前朝也是有上天罩着的；要想改朝换代，首先必须证明老天爷喜新厌旧，转而对自己青眼有加。所以关于刘邦的传说中，还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以表明天命的交接有合法手续。至于按照继承规律接替皇位的，一般就不需要文件或故事了，因为龙种的身分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刘邦到底是街头小混混出生，没什么文化，编造的出生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没有制定统一格式。后来的人也就懒惰起来，随便编个故事就马马虎虎放行了。我们看到，皇帝们的出生显得五花八门，有说自己是龙子的，有说自己太阳、星星之子的，有说自己是某个不知名的神仙的儿子的，有的甚至连这也不编，就简单地说有什么红光满屋、异香扑鼻。虽然皇帝都是天子，但这些七七八八的神仙没几个和天帝能拉得上近亲。最多也就是天帝的使者而已。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
“您的出生证明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
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时间长了，证明编得越来越粗糙，而听传达的人也不再当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