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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而诸葛亮却不顾这种普遍的抵触情绪,坚持他的北定中原,开疆辟土,恢复汉室,继承大统的方针。
第一,他从汉贼不两立,到蜀魏不两存,到有魏则无蜀,到“王业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魏虽有吞蜀之心,不过,曹睿上台后,举朝上下,是主张掘壕坚守,待吴、蜀内乱的。他错过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可以养精蓄锐的时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贼之托,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这种感情上的义务,使他罔顾客观是否可能,贸然行动,很大程度是在维护个人的威信和尊严,是不足为训的。第三,他还错误地认为如果继续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现突将无前,精锐不存的空虚状态。因此主张趁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将领仍在时,早打,大打。这种思路和他没有说出来的,对于他个人的过于自信,和对后来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联系的。其实战争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个别人的有无去留,是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刚刚结束的一次失败战争以后,连他自己都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况下,又发动一次不量力的进攻,前景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观止》里的前后《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广为人知的文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及从这两句话延伸出来的杜甫的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便构成诸葛亮垂范千世的至善品格,被万人景仰的忠诚典范。
所以,文学这东西,它要渲染起来的话,挺能打动人心的。我们管这种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结果,往往就有一叶障目的弊端。前后《出师表》的感情,当然是真挚的,表达诸葛亮的耿耿忠心,简直溢于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国当时的内外状况,刚刚劳师远征,七擒孟获归来,诸葛亮就要挥戈北上,这两篇动员令,从给蜀国所造成的后果看,就颇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素质。但他一不顾国力强弱,二不顾民心向背,三不顾敌方虚实,四不顾周边环境,就要向曹魏挑战,实属冒进行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领袖,都有因冒进而吃苦头的教训,而吃了苦头还继续冒进,再吃更大的苦头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连阿斗也劝他了:“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当皇帝后,可算是一无可取的庸才,独有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虽然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正确的。可惜他这个皇帝是个傀儡,如果说话算数,休养生息,修边固防,也许还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诸葛亮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劳军扰民,内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长久。
《蜀记》里记载:“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马高乎刘宝、长史荥阳桓隰诸官属士大夫共论诸葛亮,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
吴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诸葛亮难辞蜀亡咎(2)
这都是与诸葛亮同时代,或稍后一点的人士,对于他频繁北伐的议论,可见当时有识之士,对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为然的。诸葛亮罔顾国力,频繁出击,实在是由于他太过于自信自负。但这种心理失衡者,岂止孔明一人,凡领袖群伦者,一旦成为人誉自诩的济世之才,便有一种功名欲,不朽欲,树碑欲;甚至像文坛这么一个其实没有什么戏唱的场合,也有人来不及地给自己盖个庙,以便活着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认为曹操死后,魏国再无足堪较量的对手,过于轻敌,过于躁急,想打开蜀国的封锁局面。当然,这也是他过于相信自己万能,过于追求不朽声名的结果?
这种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后许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万世的情结。哪怕倾家荡产,祸国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历史的长卷中,给自己树一块碑石。诸葛亮的出兵汉中,绝对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剧。由于他位极人臣,权重一国,自然无人能够左右他,结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大家看着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终的失败,无法挽救。
所以,他的亲信马谡认为“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征?”他是听不进去的。谯周的苦谏:“何故强为?”他同样不以为然,甚至连毫无头脑的后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问,也都阻止不了他北进的意愿。
这样一意孤行,置蜀国于死地,恐怕是这个伟大人物的大错了。
他若是如张俨所说,不将国力消耗殆尽的话,蜀与魏之争也许是另外的结果。
吴大帝的晚年(1)
所谓金陵王气,恐怕是始自这位吴大帝。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主孙权自京口(镇江)徙洽秣陵,翌年筑石头城,称建业;黄龙元年(229年)又自武昌徙都于此,开始南京为六朝古都的第一朝。
在三国魏蜀吴三主中,曹操没当过一天皇帝,刘备只可怜巴巴地过了两年皇帝瘾,倒是孙权在南京,当了二十三年皇帝。
孙权在三国领袖人物中,死在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后,享年七十一岁。较之曹操六十六岁卒,刘备六十三岁卒,诸葛亮五十四岁卒,是活得最长久者。比起曹丕死时四十岁的短命,曹睿三十六岁的夭亡,简直无法比拟的了。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从他的这种肤色毛发的变异来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波斯人的血统,这种究竟是由于人种,或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变化,史书上无记载。《三国志》明确说到了他是个“形貌奇伟,骨体不恒”的人,可见此说不假。在汉代,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已经打开,再不是关山阻隔,孙氏江东豪族,家中有胡姬,也并不意外,因此孙权具有外族血统,史为其讳而已。也许由于这种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他体质强壮,按当时的平均年龄偏低的情况比较,他算是超长寿的国君了。
曹操有一次情不自禁的赞美过,“生子当如孙仲谋”!大概由于孙权的身体相貌,体魄精神,要强于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才说出这番话的。
但无论怎样长寿,总有大驾归天,也就是“死”的一天。孙权到了面对死亡,必须考虑后事的时候,他可以信托的周瑜,鲁肃、黄盖、张昭等人,已先他而逝。这就是老年皇帝的苦恼了。正如文坛上前辈作家,最后剩下他老哥一个,在那里“荷戟独彷徨”,也是难免凄凉伤感的。
因此他不像刘备,有一个完全可以信赖,可以托孤的诸葛亮,放心而去见他的关羽、张飞贤弟。也不像曹操,儿子曹丕早已经羽翼丰满,留下的顾命大臣,如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也足可以闭上眼睛。孙权在死了太子登,废了太子和以后,眼看要接位的太子亮才九岁,实在太幼小了些,只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并不太想托付的诸葛恪了。
诸葛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亮的侄子,吴国的大将军陆逊,当着诸葛恪的面就批评过这位晚辈:“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接之;今观君气凌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这样的评价,作为主子的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但到了晚年,人就特别爱偏听偏信,孙权早被亲信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他们谗言蛊惑下用了这个刚愎自用的诸葛恪。孙权把儿子托付给他,肯定是半信半疑而死的。结果,他刚刚一咽气,吴国就开始###了。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皇权的交接,总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陈寿的《三国志》在《孙权传》末尾的评语,是这样撰写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东,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及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继嗣废毙,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孙权早年在他接其兄孙策的班后,处于魏、蜀两雄之间,独保江东一隅。特别在吴、魏赤壁之战,合肥之战,吴、蜀彝陵之战,以及南拓交趾,开土辟疆,都表现出这位“碧眼儿”的英主之姿。尤其在蜀亡之后,强魏压境,他不得不对曹丕这样一位后生俯首称臣的时候,能够“屈身忍辱”,也有不凡的表现。有一次,魏主向东吴索要珍珠、玳瑁、孔雀、象牙等贡品,逾于常规。他的部属都认为魏主太过分了,欺人太甚,应该予以严词拒绝。他说了一番很精彩的话:“这些珠宝财物,相对于我东吴的安危来讲,不过是砖头块罢了!既然魏主喜欢这些,追求这些,不正说明他昏暗无能嘛!不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嘛!”所以吴政权能坚持到比蜀亡,魏亡以后又二十多年,才降于晋,确是孙权给吴国打下的坚实基础。
吴大帝的晚年(2)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凡高龄皇帝执政到晚期,除极少数英明者外,大半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种无妨称之为“孙权现象”的产生,在宋朝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这样一段议论:“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至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帝侯景之祸(差不多把南京又完全彻底地毁灭一次),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因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皆不得其死,悲伤悉沮,群臣上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