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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胡椒八百石（2）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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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过的唐人诗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场景。如岑参《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那时的长安，说是一个国际都市，不为过分。看来，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不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红灯区平康里，难免就有一些妖艳的西域妹。李白诗《少年行》之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颇足以说明Se情行业的发达。
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别人认定是个大款，她连忙辩说不过是个“穷波斯”而已。从这些胡人胡语，竟然能够进入民间口语领域，也就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贸易，也还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从来是相互的，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也是领导潮流的先进国家，就像现在某些同胞，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一样，彼时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国月亮比他们那里月亮更圆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们了。但在唐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曾是个极文明的社会，而欧洲的日耳曼、条顿、高卢诸民族，按辜鸿铭先生语，还在“｜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
辜老爷子的中华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纪的欧洲，确实也是落后过的。贵妇人内急了，在路上蹲下来，靠裙子掩护，旁若无人地随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风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纪，那位启蒙者卢梭，并不把掏出他那发育不全的性器官当众小解，看作是多么不雅的举动。研究者甚至认为，巴黎香水业所以如此发达，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们的先人不常洗澡有关。
当君士坦丁堡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统时；当拜占庭帝国后宫裸浴的旖旎风光遐迩闻名时；当苏丹王爷们沉浸在这种东方式沐浴的快乐中时，很显然，不过是学我们李隆基和杨太真，在临潼泡温泉桑拿，剥冰镇荔枝，西亚版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罢了。而彼时彼刻的欧罗巴，男人穿着树皮鞋，女人还锁着贞操带，刚走出野蛮时期。
这种人类发展过程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不平衡，正是历史的常态，焉知在下个世纪，下下个世纪，会不会轮到我们去笑话现在笑话我们的人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事还真的很难说呢！
胡椒八百石（3）
汉唐两朝，大概是中国最具开放精神的朝代，那势头，当不弱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的开放力度。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着汉唐盛世，面对世界的大开放的格局，延续至今，那么，其发达昌盛的程度，简直无法想象。中世纪，罗马十字军东征，如入无人之境，何其猖狂，何其得意，但是，有勇气向东方摇晃一下威胁的指头吗？我想，即使借给他们胆子，也不敢的。
可惜，由于一部分中国人喜欢自相残杀的毛病；热衷于折腾，越穷越折腾的毛病；过不上几天好日子，七八年就要闹一次的毛病；谁也不能好，谁好就掐谁的窝里斗的毛病；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儿完蛋的毛病……这许许多多的劣根性，发作起来，使得历朝历代的太平岁月，即使是辉煌盛世，也维持不了一百年，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正如舞台一样，台上的演员荒腔走板，不好好扮演他的角色，台下的观众忍不住了，他们便要粉墨登场，于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推动历史前进的农民革命军，好一个杀字了得，结果，天下大乱。一个黄巾，结束了汉帝国，一个黄巢，结束了唐帝国。而且，黄巢之恶，后来居上，甚于黄巾，在中国历史上，凡标之为“末”的王朝，都有可耻的人吃人记录，但唐末，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最为恐怖惨绝的。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黄巢（第三次）退出长安，在陈州被阻。”“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皑，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中和四年（884）：“时黄巢虽平，秦宗权复炽，命将出兵，寇掠邻道……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其残暴又甚于巢。军行未始备粮，车载盐尸以从。北至卫滑，西用关辅，东尽青齐，南出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目千里，无复烟火。”
因此，汤因比先生如果挑选公元九世纪的唐朝，那他可就要倒大楣了。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农民革命军的兄弟们，会不会将这个来自不列颠的胡人，扔进大锅里煮了吃。那时的中国，烽火千里，路绝人烟，尸骨无存，一片焦土，人类文明倒退到原始部落时代，成了十恶不赦的食人生番，丝绸之路怎么不湮没在沙漠里，连遗迹都难寻难觅呢？
丝绸之路一断，开放局面终结，唐以后的五代，五代以后的两宋，只有半壁江山，维持一个偏安局面都难，哪有重开丝路的雄心壮志？明、清两代，开国之初的几任帝王，譬如朱元璋、朱棣，譬如玄烨、弘历，倒有过版图上开疆拓土的意识，但复兴丝路，重振贸易，根本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及至明末清末，内忧外患，难以为继，自顾不暇，哪里还敢放眼世界。老实讲，能喊出开放口号者，也是需要一份豪气。这证明了一个真理，强大才敢向外，衰弱唯有封闭。在中国历史上，晚明和晚清两代的统治者，上下谈夷色变，唯有闭关锁国，最后，干脆连片板也不许下海，关起门来当皇上了。
于是，眼看着早年“｜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欧洲人，变得强大和人五人六起来。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大清国的皇帝和太后，只有挟着小包可怜兮兮地逃往西安，也实在令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人不胜唏嘘。其实，汉唐盛世，中国人是挺有自信的，既不拒绝外邦文明，更不害怕外来事物。大概，中国人总是在国力臻于强盛，经济日见发达，才能挺起胸膛，抬起头来，面对世界。而一旦到了害怕开放的内闭之时，也必是国家的孱弱之日，就采取鸵鸟政策，一脑袋扎进沙子里，什么都看不到，也就等于什么都不存在了。
现在回想汉代的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的场景，真是令后人神往鼓舞啊，他们历经千难万险，不辱使命，完成任务的同时，而且还有心地将原产于西域的胡琴、胡笳、胡麻、胡瓜、胡萝卜，统统引进中原。所以，今天的菜场上，才有了菠菜、芫荽、茄子、香瓜，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了。汉唐气派，正是这种生冷不惧、大度容纳、消化一切、为我所用的精神。入我肠胃，进我脏腑，作我营养，成我血肉，即使冠以“胡”字又如何，还能找得出一丝胡味吗？譬如本文《胡椒八百石》中所说的这款调味品，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将它视为洋货的。
胡椒八百石（4）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