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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读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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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4)
所以,汉唐时中国人这种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与世界平起平坐的气魄,什么都敢试一试,尝一尝的胆量,绝非后人所能企及的。胡椒在古希腊和罗马,本是作为贡品,只有君主才能享用;中世纪,香料贸易被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所垄断,正因为他们发现胡椒不停地输往东方庞大的帝国,他们很奇怪,那是个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呀?才促使西方寻找到远东的航路。
  唐人不保守,不像我们某些同志,东西拿来,先要用鼻子嗅上半天,姓“资”还是姓“社”,才决定取舍。当时的一个文人,叫段成式的,得风气之先,在其所著的《酉阳杂俎》里,告诉大家,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味履支”。而摩伽陁这个国家,“属中天竺,距长安九千多里”。从这个距离,看出唐人是何等的气派。本土不产胡椒,敢不远万里,从原产地,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一带运过来。从地图上看,从印度洋西岸,到唐首都长安,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
  这八百石胡椒,是怎么一回事呢?因偶翻《新唐书》,发现代宗李豫时的权臣元载倒台时,查抄没收其全部财产,从他家中搜出,竟藏有“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不禁令我震惊了。从古至今,中国官员们的贪污,从金钱到女人,从房子到股票,从茅台酒到洋烟,从金针木耳到粉丝粉条,来者不拒,无不笑纳,已经够没出息,够下三烂,够令人恶心的了。想不到从这位唐代贪官家里起赃,竟有钟|乳、胡椒等大批物资,这在世界贪污史上也是一条奇闻。
  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唐武德元年的铜权,知道一石相当于今天公制的79320克。那么这批赃物差不多有六十多吨,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运抵长安。打那么遥远的地方,运来如许的香辛料,不能不佩服唐代行贿者的财大气粗,和受贿者的奇特胃口。而且,我也弄不懂,这类官员有点为艺术而艺术似的,纯系为贪污而贪污,所为何来?弄八百石胡椒放在家里,中国贪官的强烈占有欲,浓厚收藏欲,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由此也可了解唐代丝绸之路,幅员之广,交易之远,品种之多,数量之大。难怪汤因比先生要将他的伦敦户口,迁到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了。
  元载的赃物之中,最奇特的藏品,莫过于来自阿拉伯群岛的香料钟|乳了,多达五百两,让李豫简直恼火透了,打开国库,怕也找不出这许多。于是,他指派宰相刘晏主持工作组,清查这件案子,但“责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临诘阴事”,实际上他亲自坐镇。肯定元载得意的日子,曾经不把这位年轻皇帝放在眼里,这回非要他好看不可。最后,处理这笔钟|乳的办法,也挺反映李豫气急败坏的个人色彩。他下令,凡中书省四品以上,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前来领取一份|乳香,而且发布命令,朕要你们回家后,燃香庆祝,取得廉政胜利。
  那几天,长安可把“香水之都”巴黎比下去了,就在满城飘香的日子里,李豫“下诏赐载自尽,妻及子并赐死,发其祖、父冢,断棺弃尸,毁私庙主及大宁、安仁里二第,以赐百官署舍,披东都第助治禁苑”。在中国,只有这件事不会引起异议,而且大家会拍手称快,那就是处治贪污犯。所以,元载贪污集团的覆灭,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也就不必奇怪了。
  虽然《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全唐诗》还收有他的一首《别妻王韫秀》的七绝:“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秦封。”看来是个知识分子无疑。但是,从他的聚敛行径看,与老农把几文钱掖在裤腰带里,并无什么区别。因此,他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始终未能摆脱他老爷子给人当管家,老老爷子说不定是扛长活的农民本质。元载看着他堆满仓库的八百石胡椒,五百两钟|乳,那种视觉上的满足,感官上的乐趣,收藏上的欣慰感,与老农民站在打禾场上,看着黄澄澄稻谷的快乐;与地主老财半夜三更点着灯下到地窖里,看一个个金元宝的享受,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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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5)
这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最现实的物质欲求了。时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坐到被告席上,成为千夫所指的贪污犯。他们原先谁不是根正苗红的好出身呢,有的还当过放牛娃呢?但和元载一样,血管里还流动着老爷子、老老爷子那小农意识的基因,就经不起物质的诱惑而堕落。历史上那些被称之为“流寇”的不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失败的缘由,何尝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驱动下,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一旦获得权力,必然会的两件事,一是贪婪地攫取财富,一是疯狂地发泄性欲,而罔顾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时,不也在梦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银财宝,搬到土谷祠来,把吴妈、小尼姑、赵司晨的妹子,列为他的宣泄对象吗?所以,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他的奋斗目标,也只是想当下一任皇帝。而那个次于李自成的武夫刘宗敏,知道当不成大顺国主,就满北京城里找那头号美人陈圆圆,以求性欲的满足。结果,吴三桂一火,开门揖盗,满清入关,只好继续当流寇。太平天国那几位来自广西的农民革命领袖,到了南京后,不同样如此给自己画了句号吗?
  这就是小生产者跳不出小农意识的悲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在播种时的春天,未必能预见到收获的秋天,正是出于难以把握的生产规律,所以,农民只能有短期行为,而无远大目光,这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的天性由来。元载将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里,与现在从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贪官一样,完全出于小农的本性。
  龙颜大怒,元载赐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无非是从元载的府邸,搬运到皇家的库房里,在全社会受到儒家重农轻商传统的制约下,政府和哪个机关,绝不会成立一个贸易进出口公司,或者调味品开发集团,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资本作用的。士农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耻于谈商,甚至连钱这个字,也不能从嘴里说出来。所以,这批胡椒的命运,会照旧堆放着,任其变质,最后成为垃圾罢了。
  丝绸之路促进唐代商业活动的发达,是毫无疑义的。首都长安,这个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城市,面积约八十多平方公里,人口达百万,居民以坊为单位,全城共百余坊,但只有东西两市,可怜巴巴的四个坊从事商贸活动。所以,如此不发达的商业行为,怎么能使唐代社会的财富形态,从自然经济进入商业流通或是更进一步的资本运作。
  姑且不管元载是如何得来这些舶来品,即或是巧夺豪取又何妨?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又有哪块银币会是干净的呢?只要能促进商业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也还有一点进步意义。问题在于他的脑海里,从来不曾出现过要使这批物资成为商品,成为资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头。从这个人身上的农民本质,看出整个社会的轻商思想。中国长达五千年之久,未能改变农业经济的落后状态,一步步地滞后于世界的进展,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空前发展,中国只有停滞不前,二十世纪初,以致衰败到一蹶不振的地步,这就深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汉唐盛世,本是一个以宽阔的胸怀向外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汤因比期许的盛唐时代,本来是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西亚的接触碰撞中,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更进一步地产生质的飞跃。然而,有开放而无改革,如无本之木,那一扇门,说关就会关起来的。同样,有改革而无开放,如无源之水,不与世界接轨,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涟漪。因此,改革和开放,如同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争议的著名论点就是:一个国家“其兴起是由于在构成领导核心的少数有创见的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应付了各种挑战。而其衰弱则是由于其领导者不再能创造性应付挑战,文明在少数独裁者的民族主义穷兵黩武和暴政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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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八百石(6)
从统治者更迭的角度,来阐述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衰微,或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整个历史考察,若看不到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是造成中国衰弱的物质基础,与之相应的愚昧落后、顽固保守、狭隘偏执、短见局限的小农意识,则是封建社会得以繁衍的思想基础。所以,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不仅使历史的中国,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步发展的机遇,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仍流动在某些人头脑里和血管里的小农意识,也不会马上消失的。
  所以,毛泽东说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句名言,还是不能淡忘的。
  
谎话大师(1)
在中国历史上,谁是说谎的冠军,一是由于我读的书少,二是由于五千年来,中国当官者又有几个不说谎的?还真是难以有个准确答案。但小官也好,大官也好,凡政治家撒谎,大半皆为烟幕弹,无非为了遮掩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撒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老子需要谎。
  根子就在这里。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京兆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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