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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本来有多次机会，可以将他肃清，或者，将他招安，但政权到了垂死阶段，文官武将，各怀鬼胎，终于坐看着一个私盐贩子要到长安坐龙椅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大多数，属于绝对不敢造反的一群，刀架在脖子上，宁写悔过书，作深刻检查，痛骂自己为王八蛋，高喊吾皇万岁万万岁，也绝无站直了，任砍任杀决不低头的气概；一类为极少数，扰如农民中有流氓无产者一样，文人当中也不乏个别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黄巢就是这种不甚安分的躁动强项一族。《新唐书》说他“世鬻盐，富于赀。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前者，大多数举子，不第就不第吧，落榜就落榜吧，顶多作一首“不才明主弃”的五绝，发发“怨而不怒”的牢骚而已。后者，如黄巢，就不一定咽下这口气，“巢喜乱，即与群从八人，募众得数千人以应（王）仙芝，转寇河南十五州，众逾数万。”你不让我当进士，那我就豁出一身剐，把你皇帝拉下马。
这点革命精神，应该肯定。
宋朝的赵姓皇帝，在总结唐代失败的经验教训后认为，一是削弱地方政府的实权，不让他们成为唐代节度使，动不动带部队开到西安灞桥，要中央政府听他的摆布。二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录取面，使知识分子得以成为政府一员的机会大大增加，免得他们心怀不满，走向对立面。虽然，这也并非良策，地方官手无兵权，难以抵御边敌，以致疆土日蹙；大量开科取士，政府冗员日多，只好坐吃山空。但两宋三百年间，特大规模的流寇现象，具有全局性的农民起义，倒也未曾发生过，说明这样的绥靖政策，未必没有道理。
黄巢似乎也明白这点奥妙，“士”这个阶层，可得罪，也不可得罪。当你坐稳了江山，他们就成了豆腐，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但是，你尚未坐稳江山，或者，你江山有一点坐不稳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将你视作豆腐，给你捣点小乱了。
所以，“巢因民谣，有‘逢懦则肉师必覆’之语，遂戒军中，不得害儒者。所俘民称儒者，辄舍之。至福州，杀人如麻，过校书郎董樸家，令曰：‘此儒者’，乃灭火弗焚。”（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当然，如果他果真以这样的政策来笼络知识分子，也许取唐而代之的不是后来当过他部下的朱全忠，而早就是他了。如果他能有朱元璋那点耐性，等坐定了江山，再腾出手收拾那些豆腐也来得及，也许不至于最后脑袋搬家。
唐末食人考（6）
我一直怀疑，这句顺口溜式的民谣，出自这位三流诗人的笔下，显然是为他千秋大业着想。最初还真是像模像样地做出了一些姿态，第一次进洛阳，“丁卯，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第一次进长安，“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为不坏的开头，要是黄巢能够坚持下来，也许真能成气候。但是，他率领的农民兄弟，和原来就不是地道农民的流氓无产者，以及与他一齐亡命过的盐贩死党，以及与他通声气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从金碧辉煌的春明、通化、延兴三门，进入长安城，到达皇城中更为富丽堂皇的朱雀、承天门时，眼前的红男绿女，花花世界，弟兄们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当然，首先将眼睛直起来的，应该是黄巢。
从陈胜吴广起，中国全部的揭竿而起者，所有进城的农民弟兄，眼睛都会直的。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夕，让全党同志读一读郭沫若氏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是有这一份担心在内。再看看如今挖出来的巨贪，若是查查他们的干部登记表，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十之###，都拥有极好的出身，极好的成分，但由于眼睛太容易直起来，最后终于坐到了被告席上，拉到了法场上。
现在回过头去看黄巢带进长安城的数十万起义军中，有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者，有无以为生，铤而走险者，有打家劫舍，盗掠成性者，有造反发财，投机倒把者，有匪枭亡命，杀戮为生者，这些胜利者总不能整日里在长安城的百货公司里闲溜达吧？即使那一水儿被裹挟而从，失去了土地和家园，跟着黄巢厮杀过来的地道农民，又如何？总不见已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黄巢赏赐下来的金银财宝，便迫不及待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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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寇”性大作：“居数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杀人满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
史书上称这些在统治者缝隙间辗转作战的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是中国人成则为王败则寇”的成败观的反映，不能责备史书作者的势利眼。因为，在“流”的过程中，兼而“寇”之的行径，历史上所有的起义军，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的。但夺得政权后，不“流”的同时，也不“寇”，或少“寇”，坐稳江山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相反，超越不过这个“寇”字，也就只能永远为“寇”了，历史总是这样惩罚那些太沉不住气的进城农民弟兄。
遗憾的是，黄巢和他的起义军，始终也未摆脱掉“流寇”状态，一路征战过来，所经之地，旋即放弃，都是雨过地皮湿地一掠而过，既不派兵驻守，也不建立政权，而抱着吃大户的迫不及待，去攻打下一个目标，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失败的结局。甚至拿下长安以后，居然不继续派兵马追赶逃亡的唐僖宗，而是忙于登基，忙于封官，忙于找女人充实三宫六院。那么，他的数十万军粮匮乏的战士，有什么理由不去大“寇”而特“寇”呢？
第二年，有人在尚书省门口，贴小字报，写了几句打油诗，嘲讽新任尚书的尚让。此人也是一个盐贩子，立刻火冒三丈，估计一定是本部门的干部或门卫所为，全部拉出来，一个个都挖出了眼珠，杀死，倒挂在尚书省的大门口。盐贩子觉得还不过瘾，下令把长安城中，所有能写几句歪诗的人，杀了个精光，不会写诗但识文断字的人，一经检举，统统去扫大街，刷厕所。这一场文化人的大清洗，三千多人掉了脑袋。
从这次整肃以后，曾经被大齐皇帝聘为翰林学士的，做样子也好，不做样子也好的那位诗人皮日休先生，便不知下落。黄巢杜撰出的那句“逢儒则肉师必覆”的民谣，便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屁话。
于是，广明元年（880）十二月，起义军攻占长安的入城式，在长安市史上，怕是最壮观的一次，便成黄巢再也找不回来的美梦了。“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晡时，黄巢前锋将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帅文武数十人迎巢于霸上。巢乘金装肩舆，其徒皆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唐末食人考（7）
然而，以唐僖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以及那些虽离心德，但也不愿意看到黄巢取而代之的将领、节度、实力派，反扑过来。广明二年（881）四月，在官军的围逼下，黄巢曾经一度退出长安，倒有点不怕摔了坛坛罐罐、诱敌深入的勇气，但是，再次攻占，首先他自己的流寇习性大发，“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索性破罐子破摔，再无入城时的长远之想了。
广明三年，中和元年（882）四月，“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黄巢起义军的形势便走下坡路了。“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官军皆执山砦百姓，鬻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黄巢从杀人到食人，大概从此开始，一开始便不可收拾。如果可以给这位革命领袖后来的食人罪行，稍加开脱的话，也只能说，诱使他走上这一步的，唐王朝的统治机器，是毫无疑义的教唆犯。
人类的恶行，从来像癌症的基因一样，潜伏在社会机体之中。恰逢盛世，社会如同健康的躯体，有足够的抵御邪恶的能力，纵使有个别或局部的恶，在受到抑制的条件下，文明、文化、道德、教育，能够有力量战胜恶的挑衅，即使构成一定程度的黑暗，其危害程度，不至于使历史倒退。
相反，一旦恶本质得到肆意释放的机会，便如癌细胞的转移扩散，整个社会处于失控的状态下，黑暗压倒文明，邪恶压倒善良，腐败压倒良知，###压倒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只能产生腐朽的政治，腐旧的思想，腐败的官吏，腐烂的制度，腐蚀的文化，以及使得王朝覆灭的，从上而下的一大批腐恶的败类。
正是这样的乱世，官方的败类才能按肥瘦论价，卖活人给起义军作食粮。随后，黄巢更创造出来世所罕见的食人纪录，自然与官方的启发分不开。于是，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便以不可遏止之势，贯穿于整个唐末，直到五代。食人恶行之频密发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黄巢虽死，食人不止。公元九世纪末、十世纪初的中国，坠入空前的黑暗之中。
887年：“戊午，秦彦遣毕师锋、秦稠将兵八千出城，西击杨行密，稠败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绝，宣州军始食人。”
同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同年：“高骈在道院，秦彦供给甚薄，左右无食，至然木像，煮革带食之，有相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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