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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
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
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
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
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
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
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
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
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白虎通义》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
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这
只是统治者一厢情愿的梦想，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经学一旦发展为神学，它的生
命力也就接近枯竭了，这是《白虎通义》给我们的启示。从这个意义讲，《白虎通义》
宣告了经学的衰落，是经学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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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13 《论衡》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
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
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
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
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
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
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
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
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
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
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
治的“秩序”。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
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
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
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
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
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
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
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
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
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
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
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
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
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
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
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
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
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
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
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
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
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
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
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
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
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
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
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
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
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
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
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
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
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
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
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
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
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
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
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
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
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
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
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
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
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
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
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
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
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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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五经正义》
“融贯群言，包罗古义”
《五经正义》是唐代颁布的一部官书。五经指五部儒家经典著作，即《诗》（《诗
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
《春秋》。汉武帝时，朝廷正式将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故称“五经”。
自东汉末年以后，战乱四起，儒家经典散佚，文理乖错。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长期分裂，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北学”之争。再
加上儒学内部宗派林立，各承师说，互诘不休，经学研究出现一派混乱局面。隋唐建立
以后，为了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亟需整顿混乱的经学，由
朝廷出面撰修、颁布统一经义的经书。唐太宗下令召集当时一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