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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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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
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
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
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
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
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
《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
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
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
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
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
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
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
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
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
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
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
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
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
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
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
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
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
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
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
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
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
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
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
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
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
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
(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
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
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
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
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
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
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
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
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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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17 《焚书》、《续焚书》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
盖有两则有对”
    明代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艰难生长的资
本主义萌芽遭受腐败政治与封建经济的摧残,发展极其缓慢。在历史的发展面临重大抉
择的关头,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被封建卫道士
们视为“狂人”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抨击时局,揭露假道学和封建礼教的勇敢
斗士。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
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
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
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
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
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
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
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
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
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
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
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
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
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
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
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
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
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
·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
    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
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
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
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
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
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
《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
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
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
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
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
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
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
《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
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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