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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
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
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
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
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
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
《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
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
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
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
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
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
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
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
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
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
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
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
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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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
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
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
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
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
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
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
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
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
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
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
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
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
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
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
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
“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
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
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
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
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
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
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
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
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
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
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
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
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
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
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
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
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