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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
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
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
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
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
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
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
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
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
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
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
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
《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
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
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
《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
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
不如它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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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50 《通典》
“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
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
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
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
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
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
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
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
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
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
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
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
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
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
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
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
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
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
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
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
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
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
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
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
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
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
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
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
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们研究、
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
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
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
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
虚设。
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
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
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
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
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
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
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
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
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
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
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
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
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