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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
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
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
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
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
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
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
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
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
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
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
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
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
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
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
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
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
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
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
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
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
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
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
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
“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
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
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
重印为普及本。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73 《王祯农书》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瑁⒙i、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