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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
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
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
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
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
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
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
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
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
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
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
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
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
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
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
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瘧、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
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
握的治疗学水平。
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
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
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
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
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
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关
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
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
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
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
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
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
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
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
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
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
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
《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
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
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
《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
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
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
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近年他
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
《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
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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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星书库｜｜ ebook007影响中国的100本书
79 《备急千金要方》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
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93卷。孙氏以为
“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
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
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
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
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
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
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
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
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祕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
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
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
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
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
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
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
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
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
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
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
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
在论述谿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
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时，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
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
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
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
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
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
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
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
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
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
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
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
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
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
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
（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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