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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
《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
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
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
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
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
写、扩展、补充成书，又经过汉人的附益，才以今天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说法
接近于目录学大师余嘉锡的观点，较为可信。
《六韬》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军事经典著作，在战国和秦汉时即已广泛流传，具有很
大的影响，深受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重视。北宋元丰年间（1078—
1085年），《六韬》被定为武学必读之书，位居《武经七书》之首。
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古代兵家学习、研究和不断引用的军事经典。
《文韬》包括“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
“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12篇文字，主要阐
述了政治（文治）和军事（武功）的关系。《文韬》认为，政治先于军事。政治是军事
的基础，军事则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它指出，战争本乎道义，要想夺取战争的
胜利，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就必须运用“文韬”，即通过政治收揽天下人之心。收揽人
心的关键在于爱民，在于按为君之道施政行事，处理好君臣关系，推行相应的内外政策
和发展经济。
具体来说，《文韬》认为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只有和天下
人利益一致，休戚与共，才能取得天下。反之，就会为天下人所唾弃。而要做到与天下
人利益一致，就必须实行“仁”、“义”、“道”、“德”，与人民一齐顺从天时，共
享土地所产生的财富，免除人之死，替人排忧解难，与人民忧乐好恶相共，给人民以种
种利益，亦即使人民不失业，不误农时，减少刑罚，减轻赋敛、徭役，不苛扰百姓，爱
民如子弟。君主只要实行爱民之道，自然就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从而取得天下。所以，
君主应抑制自己的私欲，无为而治。官吏要忠贞爱民，廉洁奉公。人民要孝顺父母和长
辈，爱护子女和晚辈，一心从事农耕和纺织。国家要努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
现富足的目标。对外应安抚近邻，控制四方。发动战争前要事先秘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一旦时机成熟，就应公开声讨敌人，号召天下之人一齐征讨。
《武韬》包括“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等5篇，主要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主张在使用武力、进行战争的同时，还要采取“修德”、“安民”
等政治手段争取民心，瓦解敌人，加速其崩溃的过程，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战争的
胜利，甚至做到不战而胜。
《武韬》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先要做到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进行战争是
为了吊民伐罪。战前应秘密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看准时机，发动进攻。其次，是力求
不战而屈人之兵。《武韬》认为，天下之人都欢迎给自己以好处的人，而不欢迎损害自
己利益的人。不掠夺人民，就是予人民以好处。不侵犯别国的利益，就是使各国获益。
不垄断天下的利益，就是使天下之人都得利。所以，只要不侵夺人民和各国的利益，不
独占天下之利，就能得到人民和各国，以及天下之人的拥护，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不战而
胜。再次，是运用“文伐”，即发动政治攻势。“武韬”列举了12种具体的谋略，主张
用这些权谋诡诈的方法，去利用、扩大、加剧敌人的内部矛盾，以分化、瓦解和削弱对
方，为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种手段。最后，
行事要合乎用兵之道，按照战争的基本规律采取行动，才能取得胜利。
《龙韬》包括“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厉军”、
“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13篇，
主要论述军队的统帅和指挥等问题。如怎样遴选将领，拜将立帅，编组统帅部，树立将
帅的威信，鼓舞士气，秘密通讯和临敌致胜等。它将“智”、“信”、“仁”、“勇”、
“忠”作为选择将帅的标准，主张用8种方法考验将帅，并举行隆重的仪式，将军权授
予通过考验的统帅。其中“王翼”篇对统帅部的组成，作了详尽而全面的阐述，对统帅
部各种人员的配备、人数和职责都作了具体的规定。“阴符”篇记载了利用不同长度的
符节表示不同的意思的方法，进行秘密的通讯联络。“阴书”篇则记载了将一封信分作
3份，由3人分别送达的秘密通信法。“军势”和“奇兵”篇揭示了临阵决战，创造和利
用优势，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的一些原则。“五音”、“兵徵”篇将阴阳五行学说引为
其理论的基础，其中不乏牵强附会和迷信之处。
《虎韬》包括“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
“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12篇，分别论述了
兵器、军用器材的种类及其性能，以及突围、渡河、对阵、迂回、伏击和反伏击、攻城、
反火攻等各种形式的作战形式和战术问题。
《豹韬》包括“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乌云
泽兵”、“少众”、“分险”等8篇，分别论述了在森林、山地、江河水泽地带和险阻
地形下的作战方法，并对特种地形和特殊情况下的作战原则，如抗击突然袭击、夜袭和
以寡击众，以弱击强等原则进行了总结。
《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
“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
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
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
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
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
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
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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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唐李问对》
“兵家之楷摸，用兵之典范”
《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
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
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
—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
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
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
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
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
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
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
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
《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
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
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唐李问对》共分3卷。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
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
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
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
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
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
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