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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都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原来领导这个讨论会的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个晚上却缺了席。这些都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熟人，大家一见面就谈起当年罢工的热闹情景，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章虾说：“周榕，整年不见，你总算把我们忘记了吗？”洪伟开玩笑道：“当然啦，他记得他的陈家表妹就行啦，记住你干什么？”大家嘻哈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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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插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军队，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姐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朋友们这样谈起他，他竟是当真死去了，永远不会再活转来了。周金的为人，周炳也是熟知的，但是经朋友们这样一说，他才确实领悟：原来他大哥是那样一个有价值的人物！……后来，两兄弟又互相诉说了许多怀念周金的心事，又再一次忖度周金不幸被捕的原因。自然，种种推测还是跟以前一样，得不到结果。……最后，他们又一起在幻想着革命的美丽的前途。周炳对于金端所宣告的、三个月就能实现的理想，虽然深信不疑，但总感觉到有点模糊，不具体。
有一天，周榕一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周炳一个人在家，睡觉睡不着，又找不到事儿干，就又把六、七年来的往事翻出来，一桩一桩地去回忆。凡是他回忆起来的事情，他都给它下一道评语。哪桩对了，哪桩错了，他都给它分了类。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他都公正地做了判断。但是过去的事情想完了，未来的事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又是不对的呢？想到这一些，他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路逐渐凝固起来了。他从周榕的书堆里偶然翻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来，随意翻看了几段，就重新从头一段一段地看下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只想找寻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简单的答案，却没料到那本小书里面一下子钻出来了那么一大堆问题，使他招架不来。他不能够理解那许多问题，更不能理解那些问题对他所关心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他一向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有好日子过。——如今还是这样想。如果蒋介石反对这样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军阀，也在被打倒之列。只有把蒋介石连同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一齐打倒了，中国也就太平了。他觉着事情应该朝这么办，就开始幻想打倒蒋介石、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之后的情景。按照北伐的速度，这样做，大概得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想：“一年就一年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幸福之神就降临广州！”他甚至想到幸福之神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五彩绚烂的礼物：他爸爸周铁会增加工资，他三姨爹区华接受的皮鞋定货会忙得做不过来，他表姐区苏每天可以缩短两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哥哥周榕可以回到原来的小学里去教书，他自己可以回到中学里去念书，何家的丫头胡杏可以解放回家去种田。至于他大哥周金和他表姐区桃的坟墓，大概可以很快就修建起来，墓前竖起庄严高大的石碑，碑上写着烈士的名字和事迹，让后来的人们去景仰。三家巷中，他和胡杏亲手种的白兰花将会长到他家的屋檐那么高，那白玉雕成一般的花朵将会开得比今年多两三倍，那浓郁的香味将会使人们觉得生活更加美好。
区苏抽出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给他们买买东西，送送信，收拾收拾房间。这天没有什么可做，看见他两兄弟堆着一大堆换下来的衣服不洗，她就拿了木盆，端了张小凳子，在横院中替他们洗起来。周炳把红军快回广东的消息，以及红军回到广东以后，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等等，都和区苏说了，还加上问她道：“要是取消那个每天延长工作时间两点钟的规定，你拿什么来谢我？”区苏说：“又不是你来取消规定，我谢你做什么？”说完，她就张开两片薄薄的嘴唇，缩起那个小小的鼻子，在快活之中还是十分正经地笑着。周炳看着她，觉着她是在一天天瘦下去。前两年，她的身材和区桃差不多，是又苗条、又丰满的，现在变成细细长长的，显得又高、又单薄了。他暗暗替她担心，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区苏洗完衣服，要走了，周炳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对她说：
“表姐，你替我给阿婷捎个口信好不好？”
区苏迟疑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坚决地拒绝道：“不行。咱舅舅吩咐过叫我不要上三家巷去，我已经好几个月不上那边去了。阿婷的事情，你还是收了心吧。人家高门大户，三朋四友的，你不能太当真！”说完，就带着一种刚好让周炳看得出来她是生了气了的面容走掉了。周炳百无聊赖，就走出门去闲逛。他拣人少的地方走，信步向“南石头”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凤安桥附近，忽然碰见一个五十来岁、肩上挑着一担箩筐的老大娘，周炳立刻迎上前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干娘”。原来住在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竹寮里的冼大妈，正从“下涌”渡口过江到河南来。他们一道步回济群生草药铺，冼大妈把当日周金如何不幸被捕的情形，后来她听黄群说周金遇难，她心里怎样难过，怎样整整哭了一夜的情形，一面走、一面对周炳说了一遍。在生草药铺里，周炳又求她带口信给陈文婷，她也满口答应，坐了一会儿才走了。
冼大妈也顾不得去收买菜脚下栏，挑了箩筐就过江。到了河北，按着周炳说的地址找着三家巷；又按着周炳的意思，不找陈文婷，却假冒震南村来人的名义找到了胡杏。胡杏一见这位老大娘，说是震南村来的，自己又不认识，正在满腹狐疑，后来和她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细谈，